柯岩之问：我是谁

    在我的青春记忆中，第一次听到诗歌朗诵《周总理，你在哪里》，是20世纪70年代，在大庆油田的一个礼堂。那时正看一部纪念周恩来总理的电影，影片中一个低沉凝重的男中音，声声呼唤着周总理，诗句情感炽烈，催人泪下。电影散场后，我们几个未入而立之年的年轻人很费了一些力气，找到了这首诗以及为诗歌谱写的歌曲。于是，在油井星罗棋布的荒原上，我们开始背诗、学歌。也就是在那时，我知道了诗作者的名字：柯岩。说来有趣，因为从名字难辨男女，孤陋寡闻的我们还产生过“柯岩是男是女”的争论。有朋友说：“写出这样荡气回肠的诗句，柯岩肯定是男诗人。”

    几年后，一部电视剧《寻找回来的世界》，让我再次看到了“原著柯岩”几个字。那时我已调到团中央，从事青少年教育工作。我看这部电视剧，如同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不是娱乐消遣的心态，而是当作教科书来看。如何挽救失足青少年是青少年教育的重要课题，《寻找回来的世界》为我们描绘了失足青少年的内心世界，以及挽救他们的路径。

    真正与柯岩面对面坐在一起，是在2009年，我去拜访柯岩，与她有了一次长谈。那时柯岩已八十高龄，但看上去不像——容颜不像，精气神不像，声音语速也不像。我有一大堆问题要请教，她有一大堆故事讲给我听。从《周总理，你在哪里》到《寻找回来的世界》，从《CA俱乐部》到《与史同在》，从去大学讲座到加入抗癌乐园，讲者娓娓道来，闻者静静恭听。交谈一点儿也不沉闷，除了讲述很多生动事例，她还兴致勃勃地背诵《诗人毛泽东》，那铿锵的诗句从她口中吐出，没有一点诵读的感觉，那么自然，那么真实，恰似这话语本来便存于她心底。长谈结束，她说要送我书，我便随她到另一个房间。房中有一张现在已少见的铁架床，一张老旧的写字台，其余都是书。有的书堆在桌上，有的书摆在床头，床边的地面上也摞着一排排与床齐高的书，真是“夜卧书丛伴清灯”。在这里，简朴的物质生活与丰富的精神生活形成了鲜明反差。

    2009年8月末，中国作协为柯岩举办了创作生涯六十周年座谈会。来参加的各界名家之踊跃是少有的，刘云山同志发来贺信，铁凝致辞，发言者中有作家、艺术家、评论家、朗诵家、工读学校的代表、癌症病人代表、读者代表和外国友人。会议从上午9点多一直开到中午12点，还有四五个人未轮到发言。最后，柯岩发表了答谢词，题为《我是谁》。这是我至今难忘的，诚挚而又发人深省的柯岩之问。

    “我是谁”，是个古老的哲学和宗教问题。古希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法国哲学家帕斯卡都讨论过这个问题。而柯岩不是进行纯理论探讨，而是联系成长经历自我叩问，是对人生感悟的深刻总结——搞清楚“我是谁”，就要“人贵有自知之明”，正确处理好个人与党、与人民、与时代、与生活等的关系。

    柯岩对“我是谁”的参悟用了一生的经历，对“我是谁”的回答用了一生的实践：

    她清醒地牢记党和人民的培养教育。她说，自己是个从旧社会过来的小知识分子，如果不是投身革命，可能不是葬身于饥寒，就是沉沦于黑暗。是革命队伍的关爱，是老同志和领导的心血，使她成为人民作家，对此，她常怀感恩之心。她把自己比作森林里的一棵小树，比作海洋里的一粒水滴，要尽职尽能地奉献一切。

    她认真地践行“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从社会生活中汲取营养。她年轻时每年有8到10个月的时间深入生活，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她写《寻找回来的世界》，去工读学校一住就是一年半，第二次去又是半年。在工读学校，她不是作壁上观，而是亲身参与，实实在在地承担教学工作，身兼校长室秘书、大队辅导员、团支部书记数职。她不张扬，不炫耀，一直对自己作家的身份进行保密。在工读学生眼中，她就是一个普通教师，一个用爱心浇灌迟开花朵的母亲。在深入生活的过程中，她不断地从工农商学兵的模范人物那里获得创作的素材和灵感，锤炼自己的情操和人格。她自觉坚守社会责任，与时代同进步，与人民共忧乐，严肃地对待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为社会提供正能量，绝不胡编乱造，轻薄为文。

    柯岩的回答又绝不止这些。

    其实，“我是谁”是一个人的根性和原点，柯岩之问具有普遍意义，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经常自省。试想，如果不忘记“我是谁”，权力就不会异化，有些人就不会忘记自己的公仆身份，不会高高在上，颐指气使，甚至贪腐堕落；如果不忘记“我是谁”，政绩就不会异化，不会出现宁可破坏环境，宁可损害党群关系，宁可违背长远利益，也要追求为自己“脸上贴金”的短期效应；如果不忘记“我是谁”，名望就不会异化，不会把荣誉、头衔、一技之长当作资本，视自己为精神贵族，虚荣心膨胀，忘乎所以地向党和人民讨价还价；如果不忘记“我是谁”，也许利益就不会异化，不会被铜臭污染灵魂，唯利是图，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一些令人痛心的事例证明，之所以遭到异己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奴役，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忘记了“我是谁”，迷失了自我，丢掉了根本，背离了宗旨，这些人何尝不需要寻找回来的世界！柯岩在回顾60年创作生涯时说：“如果问这长长的60多年中，我的长进究竟在哪里？我认为，那就是我终于弄清楚了我是谁。”这话虽有自谦的成分，但也说明牢记“我是谁”，有自知之明，确也不易。

    柯岩体弱多病，做过心脏搭桥手术，还摘掉了一个肾。2011年6月，柯岩再次病重入院，我去医院探望，她精神状态很好，不改乐观豁达。然而乐观归乐观，病情却在恶化，她后来两次入重症监护室，多次报病危。我去她所在的协和医院探望了十来次，每次贺部长（因贺敬之是中宣部老领导，我曾在中宣部供职，所以一直这样称呼）都在。这对共同生活了近60年的老夫老妻，让我见识了什么是夫妻战友，什么是相濡以沫，正如启功先生诗句所言：“白头老夫妻，相爱如年少。”

    7月14日是柯岩的生日，那一天，我代表中国作协到病房给柯岩祝寿。柯岩穿着病号服卧在床上，我们围在床边。奉上生日蛋糕之后，女儿小风带领大家一起为她唱起《祝你生日快乐》。这时，柯岩嘴角挂着微笑，眼中泛起泪花，渐渐地泪珠滚落下来，我轻轻为她拭去。柯岩说：“照张相吧。”坐在床头边的贺部长把身子靠过来，也说：“来给我们一起照个相。”这是柯岩的最后一个生日，不知是不是贺部长与柯岩的最后一次合影。

    大约是那年年末的时候，我正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一个活动，突然听到柯岩去世的噩耗，于是径直赶到协和医院。小风说：“妈妈的遗体已送太平间，去看看爸爸吧。”贺部长孤零零地坐在会客室里，见我推门进来，要起身，我急忙过去一手握住他的手，一手按住他的肩头，说：“贺部长，您节哀保重。”我第一次看到贺部长流泪，眼圈红红的，眼中噙着泪水。我心里很难过，又找不到安慰的话，在贺部长面前，一切流俗的安慰显得多余。过了一会儿，贺部长深情地说：“柯岩这一辈子不容易啊。她是个好党员，一生忠诚于党的事业。”

    次日傍晚，我带着两瓶茅台酒去贺部长家。“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贺部长平时喜欢小酌，不知此时杜康能否解忧，能否起到一点儿改善气氛的作用。家中，小风、小雷都在，贺部长呆坐在沙发上。屋里静静的，冷冷的。我刚说两句话，贺部长的眼圈又红了。我怕再触碰那阴阳两隔的痛楚和伤感，立刻收起话头告辞。那天的晚饭，我真希望小风、小雷举杯劝爸爸节哀，祝爸爸长寿！

    （作者为中国作协原党组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