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悔过”真正警示他人？

    近日，中纪委官方网站推出“忏悔录”的全新栏目，刊载官员悔过书，起到“沉重的忏悔、深刻的警醒”作用。这项举措引发社会关注。

    记者对多名落马官员的悔过书进行了梳理和跟踪采访。

    在中纪委网站《忏悔录》栏目中，江苏徐州市政协原副主席张引、辽宁广播电视台原台长史联文二人的忏悔书先后被刊载。回顾个人经历、反思贪腐原因，是这两名厅级干部忏悔的主要内容。同时，与忏悔书配合的案件反思报道，披露了“滥发索要奖金”“影视业潜规则”等细节，让读者感到震惊和唏嘘。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陈步雷说，综合林林总总的官员悔过书来看，交代问题、剖析动机、反省告诫、提出诉求，往往是悔过书、忏悔录内容中常见的“四要素”。由于官员是抱着系统梳理自身问题而写的文字材料，因此，悔过书在锁定违法犯罪证据、反思官员贪腐动机等方面，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记者梳理一批官员悔过书发现，贪官们回顾首次收受他人财物，及至后来发展成违法犯罪的全过程，总结原因主要包括：自身放松政治理论学习、长期不能接受监督、忽视了世界观改造、没有加强廉政修养等。

    按照作者的核心心理诉求，悔过书主要分为三种类型：

    ——博取同情型。据基层纪检干部介绍，不少落马官员在悔过书中将贫困、草根的身份抛出来，把苦难的过去剖白给公众看，既有痛定思痛的原因，也在不少程度上存在博取同情、寻求宽大处理的心理。

    ——高调表功型。一些官员在忏悔书中会着重描述“辉煌业绩”，展示“功臣犯错”的形象。

    ——告诫建议型。还有一些官员在悔过书中，主动将自己当反面教材，并结合堕落经历，提出建议告诫后人。倪发科在悔过时告诫“身边工作过的同志”，“慎独、慎行、慎交，要以我为鉴，不要让我的悲剧在他们身上重演”；史联文则在忏悔录中，从干部使用、与商人打交道、注意圆滑人、对待身边人四个方面，对相同类领导提出建议。

    一些受访的司法业内人士和专家学者介绍，贪腐官员在接受调查或者入狱改造期间，纷纷选择写“悔过书”的重要动因，是由于在司法实践中，“悔罪”可作为判决时从轻量刑和减刑表扬加分的考虑情节。

    悔过书的公开警示教育功能作用，在纪检系统也一直备受重视。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工作报告中提出，将对被立案审查的党员干部，“对照自己理想信念的动摇和违纪违法的事实，写出忏悔录”，列入2015年的工作任务，且提出要深入剖析十八大以来查处的典型案例，用好用活反面教材，发挥警示、震慑和教育作用。

    “用好忏悔录这个反面教材，通过被立案审查的党员干部自悔自新，现身说法，将起到警示他人的作用。”中央纪委研究室理论研究处处长苏静说。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教授杨小军表示，判断官员是否确切悔过，除悔过书外，更应看重其悔过行为是否确切、深刻，是否真正深入反省“触及灵魂”。在减刑的驱使下，有些官员将“悔过书”仅仅当成逐利之举，产生八股化、空洞化之风，甚至出现公然抄袭等现象。这种“投机性悔过”需要甄别和警惕。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程文浩说，从预防腐败的角度来看，有关方面从落马官员心路中总结其以权谋私所利用的制度缺陷和漏洞，提出针对性的改进建议，对于从根本上反腐具有实际意义。

    （据新华社北京3月24日电 记者李劲峰、陈尚营、李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