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经济新常态听智囊“好声音”

    由中国官方智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5年年会”23日落幕。在三天会期中，来自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政界、商界、学界代表齐聚北京，为“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析现状、瞻前景、寻近策、谋远略，传递出了为决策提供参考、为民众解疑释惑的智库“好声音”。本版择要刊登，以飨读者。

经济增长：形势严峻，信心充足

    刘世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经济增长转型，在前几年只是走过了上半场。去年10月份以后，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经济转型开始进入下半场，短期内经济过快下滑的风险加大，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有可能超过以往。今年和明年很可能是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增长的一个触底期。一个值得关注和争取的目标是要实现转型再平衡。

    林毅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我们可以发现，日本、韩国等在跟美国收入差距水平和中国此刻类似的时候，所取得的经济发展速度可以达到8%～9%之间。所以，我觉得中国还有潜力在10年或更长的时间（达到）8%……把有利优势都用起来，中国今年实现7%的增长速度是完全可能的。中国现在国内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的13%，如果维持7%的增长，每年对世界增长的贡献就将近1个百分点。而全世界的增长无非是在3%～4%之间。也就是说，中国今年跟未来一段时间每年对世界增长的贡献应该可以达到25%～30%之间，中国将仍然是世界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引擎。

    史蒂芬·罗奇（美国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到底什么是中国的经济新常态，我把它称为“下一个中国”。它首先是以由消费者引导的服务为导向的。对中国来说，服务业所雇佣的劳动力要比整个制造业和建筑业多30%，所以它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时也是一个资源消耗相对较少的行业。同时，由于服务业差不多30%的参与者来自农村，所以它也是非常有建设性的、更加平等和谐的。

全面深化改革：“关键之年”需抓住关键

    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新常态的特点之一，是从规模速度型的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益型的集约增长。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是1995年制定第九个五年计划时提出的，但是没有太大成效，关键问题在于存在体制性障碍。怎么消除障碍？就是要通过改革。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大家期待的，一是已经开始部署的农地改革，另一个是国有企业改革。这是今年需要重点关注、推进的。

    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我们用了各种办法想适度刺激经济增长，但是很显然不太管用了。我们逐渐认识到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潜力不能再依靠传统办法，必须转向通过改革获得更多红利。经济学家需要做的就是在改革红利的实际测算中提供一些有益的建议。

    隆国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传统产业要利用信息化这个机遇来加深对自身的改造。今天中午我听演讲，有一个演讲嘉宾来自欧洲，说为什么只有美国和中国出现了互联网大公司，而欧洲却没有。这并不意味着欧洲没有用信息化推进经济转型，例如德国提出“工业4.0”，实际上它是在用信息化、信息技术革命来改造传统产业。对中国来说，我们不能一说信息化推进转型升级，就只强调我们有一大批新经济互联网企业，同等重要的是要用信息化的思维、信息化的技术改造传统产业。这二者必须并重。

    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有个关键词，就是“结构改革”。我提出三个关键的领域：第一个是“打扫房间”，也就是治理问题。通过更加稳健的法治体系，通过反腐的行动来推动治理方式的改进。第二个是“净化空气”，主要通过抑制污染保护环境实现。第三个是“打通路径”，通过投资、贸易和多边对话中的更多参与来实现与整个世界的接触和联系。

依法治国：为市场经济奠定基石

    钱颖一（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从经济的角度讲，我觉得法治中非常重要的基础是契约精神，契约精神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平等地缔结契约，二是各方遵守契约规定，三是出现争议要有一个公平的机制，即有独立的审判权。在政府和企业、政府和消费者、企业和消费者关系中，大家都遵守共同规则，并且在这个规则下是平等的，这种情况就可以说是基于法治的市场经济。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个全面”，第一个全面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第三，我觉得这个排法是有道理的。依据我对世界历史的理解和观察，法治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关系，人均GDP1000美元的社会跟人均GDP10000美元的社会法治程度是不一样的。如果一个社会穷人太多，法治社会很难建设。我的判断是，中国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主要的任务还是发展市场经济，法治对此非常重要。

    （王斯敏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