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北京3月22日电(记者饶翔)由《文学评论》编辑部、《文学遗产》编辑部、《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联合主办的“中华文学的发展、融合及其相关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近日在北京召开。本次会议旨在探讨、总结中华文学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来的不同特色、演变规律,及其在推动中华民族文化、文学的交流与融合过程中的巨大作用,并对其未来进行展望。
关于本次会议的缘起和意义,本次会议的主持者、《文学遗产》主编刘跃进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华文学’,犹如满天星斗,百川归海,从来都是中华各民族交流融合而成的共有的文化血脉,理应得到传承和弘扬。”
与会专家提出,“中华文学”这一概念的特征,首先是开放性,与“中国文学”等其他近似概念相比,它具有更大的外延,即突出强调中国是多民族国家,中国文学是多民族文学。“多民族融合正是中华文学的特点,这与西方民族国家的文学有本质不同。”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廖可斌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陆建德认为,20世纪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主要还是依照传统的历史分期、地域划分或者社会学的民族概念,将本属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古代文学,分割成孤立或单一的断片,而缺乏对中华民族历史上各民族之间文化与文学多元一体的综合性研究。基于这种状况,陆建德提出,应在多民族的格局下改变过去的文学史写作套路:“中华各民族文学有巨大的资源值得我们挖掘,要看到各民族文学对整个中华文学的意义所在,并且促进人们对中华民族文学的阅读。”
中国国家图书馆原常务副馆长詹福瑞认为,过去的文学史,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文学史,基本上是汉族士人的文学史。今天重新看中华文学,就要看到其所具有的开放性。这种开放性首先表现在民族的多样性,其次是包容外来文学,再次是实现士人雅文学与民间俗文学的共生共长。
“今天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需要以大胸襟、大气魄,突破清代学人那种书斋里的‘私人化’意识,摒弃‘纯学术’‘象牙塔’的狭隘‘意趣’。”《文学评论》杂志编委张国星认为,进行中华文学研究,要有高度的理论自觉,将其看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中的一个部分。
“今年不仅是《新青年》杂志创刊一百周年,也是‘中华文学’复兴元年。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中华文学’的复兴作出学术上的贡献。”刘跃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