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许久的信

    前一阵，我把父亲冯至资料里见到的一封七十多年前孙楷第伯伯写给父亲的信，通过电邮发给了孙楷第的儿子和儿媳孙泰来、陈莹，由此谈起老一辈是怎么做学问的。他们赠我一份2012年6月29日的《中国文化报》，第七版是“中国记忆·积善堂手卷捐赠专题”。

    里面有两篇文章，孙泰来的《明渤海积善堂手卷捐赠始末》和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组对孙泰来的口述史访问《我的父亲孙楷第》。后来，他们又赠我一本中华书局出版的孙楷第著《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外二种）》。

    拿回来仔细阅读，我感慨万分，一些难忘的往事涌上心头。

    那是20世纪80年代，陈占元伯伯时不时地到家来和父亲聊天。陈占元只比父亲小3岁，却显得很精干，每次都是精神抖擞、步履矫健，特别是热天穿着短裤的时候，相比之下，我父亲显得有些龙钟了，虽然思维同样的敏捷。

    每次来，父亲都要先打听孙楷第的身体状况，我不解。父亲解释说，陈占元经常进城来看望住在10号楼的亲家孙楷第，也就是陈莹的公公，因为孙楷第身体一直不好。

    陈占元伯伯我早就熟悉，当年他在桂林创办明日社，常到昆明来组稿，父亲的《十四行集》初版就是明日社出版的，回北平又同住北大中老胡同宿舍，他的女儿陈莹是我的“发小”，可这位孙楷第伯伯就不太熟知了。

    父亲说，这位孙伯伯的学问可大了，在古典文学研究方面颇有建树，他搜集掌握了许多稀有的资料，他的藏书非常丰富，然后，又无限感慨地说：“可惜他那上万册珍贵的藏书都在‘文化大革命’中失散了，可惜啊！”

    父亲说着，不自觉地扫一眼自己的劫后余书，居然侥幸地基本保存了下来，似乎还心有余悸。这样的话，我听到过不止一次，我能深切地感受到同为爱书人的父亲是怎样为孙楷第的书籍痛惜，那里凝聚着他们一生的心血。

    至于父亲与孙楷第之间的交情，由于一直学习工作在外，我一点也不了解。直到1992年，读了父亲《病友赠书——文坛边缘随笔之八》一文，我才有所体会。文中有这么一段——

    1986年6月，我又住入协和医院。这次古典文学专家孙楷第也在医院里。1946年夏我从昆明回到北平，与孙楷第相识。我钦佩他博闻强记，掌握大量稀有资料，在小说戏曲以及某些文史问题上发隐钩沉，做出众多贡献，他看我虽然教外语，也懂得一点儿中国典籍，二人不无共同的语言。因此我们一度交往比较频繁。新中国成立后，各人有各人的工作，就很少通消息了。没有想到，我能和他在病院会晤，可是我到他的病室里看望他时，他的病情已十分沉重，躺在床上不能说话，只用颤抖的手在一张纸上写出“圣人”二字。我看到这两个字，非常惊奇。原来是1946年西南联大一个学生社团编辑出版了一本《联大八年》，内容相当丰富，记载了联大的历史、师生生活、社会活动、学生社团等。书内还用相当的篇幅，介绍教师们的情况。有时也用漫画的笔法勾画教师的优点和缺点，甚至开个无伤大体的小玩笑。在介绍冯至的条目内，收尾处有这么一句“甚至替他加上圣人的称号”。这个称号早已消声灭迹，无人再提起，想不到孙楷第读过《联大八年》，四十年后在病中还把这称号记在心里，真不愧是博闻强记。我对此非常感动。过了两天，他的儿子送给我一本1985年出版的《沧州后集》，他说他父亲已不能在书内签名，只叫他盖了名章。书里的文章是他多年考证小说、探讨文史问题的成果，是他心血的结晶。

    后来，我整理父亲的资料，打开一大包写着“杜甫”字样的卷宗，竟然见到父亲珍藏着的一封孙楷第的来信。信不长，薄薄的一页纸，流畅的毛笔字——

    君培先生：

    去岁（日昨） 枉顾临存 甚感 今新岁又承与夫人偕来视我衰病之躯 欣慰良多 杜子美家世顷于宋蔡梦弼草堂诗话 捡得之附抄于后以供先生考订 专此敬请

    撰安

    弟孙楷第顿首  

    夏历正月初五日  

    接着是大段抄自《草堂诗话》第二卷有关杜氏谱系的内容。信纸已发黄发脆，没有写年代，我猜想是20世纪40年代的北平，他们“交往比较频繁”的时期。

    那时，父亲正动手写杜甫的传记，他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做了认真的分析整理，但有些问题使他困惑。比如杜甫的世系，他根据各种资料列出来的杜甫世系，其中有不少地方是矛盾的。

    我猜想，春节期间父母去看望孙楷第时，父亲谈到杜甫世系资料庞杂的苦恼，曾请教于他。孙伯伯虽然身体不好，但是很当回事，很快就为父亲查找、抄录来了。

    要注意，这封信写于“夏历正月初五日”。如果不是“博闻强记”，如果不是“掌握大量稀有资料”，怎能像孙伯伯这样心中有数，信手拈来。

    要知道，这是在忙碌的春节期间，是互相拜年的日子。那时候，不要说没有电子邮件，就是打个电话也得跑到门房（传达室）去，孙伯伯家一定也是人来人往的。

    看着这几十年前的信件，我为父辈们真诚无私的友情深深感动，他们互相敬重，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多么可敬可爱的那一代人！

    看了孙泰来的文章，一个细节使我心惊。原来，就在他们相见后的不久，6月23日，孙伯伯逝世了。弥留之际，刘再复所长前去探望，孙楷第不能说话，只是在手心写了个“书”字。

    我的心情沉重，似乎这个“书”也沉重地压在自己的心头。老人们走了，留下的是毕生“心血的结晶”，哪怕一纸一字，我们做后人的虽然不懂，却都要珍惜好它们、安排好它们，让它们更好地继续发挥作用。

    孙泰来和陈莹夫妇在这方面就做得很好。2011年12月，孙泰来向国家图书馆捐赠了孙家祖传的《明渤海孙氏积善堂题赞手卷》。这是他们沧州孙氏家族的传家宝，保存至今已经600多年了。上面有明代重臣、名家43人的题赞，其中姚广孝的手迹据说是唯一的传世之作。这位给朱棣帮了大忙的和尚，感觉是个传奇人物，竟然活生生地（以墨迹）立在我的面前，真有点“穿越”的感觉。

    这是绝对的无价之宝。

    且不说600年来发生过多少次的战争、动乱，它经历了清朝残酷的文字狱，疯狂的“文革”破四旧，竟然完美无缺地保存了下来，真是个奇迹。原来，这宝贵的文物，按照祖训，一直由家族中最有名望的长者进行保存，且秘不示人。从明初到民国初年，五六百年后传到了孙楷第手中。

    孙楷第历尽沧桑，深感文物古籍毁掉容易保存难，下定了捐赠手卷的决心，但没有来得及办就走了。伯母去世，手卷到了孙泰来和陈莹手里。二人商议一致认为，只有捐赠才能保证手卷的长期保存，决心遵照父亲的遗愿——捐赠给国家。

    于是，在家乡家族内部进行沟通、商议，取得一致意见。通过王蒙先生的介绍，隆重而完美地把手卷捐赠给了国家图书馆。所得奖金全部以渤海积善堂后人的名义捐给沧州用于教育，以表达对几百年来沧州父老对积善堂养育之恩的感谢。

    我想，孙伯伯若有在天之灵，一定会欣然长叹：“干得好，孩子们。”

    至于父亲珍藏了几十年的孙伯伯的信，我也遵照父亲的遗愿，于2014年7月把它和“杜甫卷宗”“歌德研究”及父亲其他手稿等资料一起捐给了现代文学馆，希望它们能继续发挥作用。

    另外，在2014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出版的《杜甫传》“正文插图”中，我们也能“亲眼”看到“孙楷第寄冯至提供杜甫家世材料信笺”的手迹。

    （作者为冯至之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