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华人生审美精神

    中华人生审美精神扎根于民族哲学的人生情韵与民族文化的诗性传统，吸纳了西方文化的现代情感理论与生命学说等，突出表现为审美艺术人生相统一的大审美观、真善美相贯通的美情观、远功利而入世的审美价值观等。它与西方理论美学以美论美的封闭特性不同，体现出向人生开放的鲜明思想——实践品格，聚焦为既热烈执着又高远超逸的审美启蒙意向和诗性生命张力。当下，面对技术人、工具人、物质人、欲望人等种种人的异化和单面化，我们应该高度重视这种富有民族特色的人生审美精神，发挥其独特的育人功能。

一

    中华人生审美精神首先表现为审美艺术人生相统一的大审美观。

    西方哲学主要以本体论思维、认识论方法、科学主义精神为根基，在美学中的表现就是视美为纯粹独立的认识对象。西方经典美学一直努力要去探求美的逻辑本质，推崇冷静、思辨、科学的认识方法，以美的问题为真理的领域。直到美学之父鲍姆嘉敦创立“Aesthetics”这个独立的学科，仍将其定位为一门研究感性认识的完善的学科，其目的是要将混乱的感性认识提升为清晰的理性认识。此后，西方经典美学的发展从总体上看，形成了以康德为代表的纯审美论和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艺术哲学论两大主要领域。纯审美论在本质上是哲学美学论，主要是以理性思辨的方法来探究美的科学原则。艺术哲学论则以艺术为审美的主要方式，从艺术来探究审美的科学规律。其共同的特点都是以美论美，割裂了审美与生活的鲜活联系，从而走向封闭的理论美学。

    中国哲学与之不同，具有温暖的人间情怀和潜蕴的人生情致。相对于宇宙真理，它更感兴趣的是人的鲜活生命和现实生存。中国文化强调知行合一，主张思想与实践、经验和超验的融通，体现出哲学伦理化、伦理审美化的倾向，表现在中国古典美学思想上，就是重视美善关联，注重体验教化，审美活动、艺术活动、人生实践往往难分彼此。孔子的美善自得之乐，庄子的逍遥自在之乐，既是现实生存之乐，也是精神自由之乐。魏晋名士的淋漓洒脱之乐，宋明士夫的雅适把玩之乐，虽然境界之壮阔不可与孔庄并提，但也是对艺术式生活的一种追求和实践。至20世纪初开启的中国现代美学，自觉将审美、艺术与人生相贯通。梁启超说，美是人类生活一要素——或者还是各种要素中之最要者。王国维、朱光潜、宗白华等也都要求以美的艺术为标杆，通过审美实践来完善人格人性提升生命境界，从而建构了以整个人生实践为创美审美之对象的大审美观。

二

    中华人生审美精神也表现为真善美相贯通的美情观。

    真善美相贯通的美情观不同于西方理论美学的粹情观。西方经典理论美学对美的本体的探讨在康德那里获得了巨大的突破。康德把世界分为物自体和现象界，把人的心理机能分为各具自己先验原理和应用场所的知情意三维。审美判断对应于情，是一个独立的存在。它只是对对象纯粹表象的静观，对于对象的实际存有并不关心。这种表象静观切断了自身以外的一切关系，由此，康德不仅确立了情感独立的命题，也确立了审美无利害性的命题。康德的学说奠定了现代意义上的独立情感之维和纯粹审美之维，成为西方现代美学的第一理论基石。此后，不仅黑格尔、席勒沿着康德的道路前进，种种形式论、直觉论、非理性论美学，也都纷纷从康德这里寻找到灵感。

    康德的情感独立和审美无利害命题，首先由王国维、蔡元培等引入中国，成为影响中国现代美学精神演化的最为重要的西方学说。当然，中国文化对外来文化也有强大的同化能力，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现状也使这种同化拥有现实的迫切性。“审美无利害”进入中国文化语境，首先由王国维转化为“无用之用”，它讨论的不再是审美的本体属性问题，而是审美与生活的关联，即审美的作用功能问题，从而由康德意义上的本体考量转向中国式的体用考量。这种对美的定位转化，凸显了中国美学的民族根性，它不将情感孤立为独立的认知对象，也不将审美绝缘为纯粹的观照活动。康德对于中国美学的发展产生了革命性的意义，这就是突破了中国古典美学中美与善的两维关联，引入了真这个新的维度。从此，中国现代美学的情感观既不同于西方意义上切断与真善关联的粹情观，也不同于传统意义上以善为美的德情观。梁启超将这种蕴真涵善的美情创化概括为趣味美，朱光潜将其概括为情趣美，宗白华将其概括为情调美。其要点在于，这种美情既是创造的，也是欣赏的；既是真实的，也是真诚的；既是个体的，也是普遍的；既是现实的，也是超越的。

三

    中华人生审美精神还表现为远功利而入世的审美价值观。

    以康德为代表的西方审美现代精神，突出强调了审美无利害性的品格。由此出发，康德完成了切断知情意的现实关联、视审美为独立自足存在的纯粹思辨，建构了审美情感的纯粹鉴赏本质。审美情感在康德这里是一种脱离感官快适、善恶利害、概念判断、目的限定的普遍愉快。这种粹情，康德自己也承认只是一种思辨的美，而非理想的美。所以，他区分了作为纯粹鉴赏判断存在的自由美和作为应用鉴赏判断存在的依附美，前者是思维的自由，后者是实践的自由。康德催生了现代审美精神的觉醒，成为西方美学的分水岭。但种种形式主义美学、非理性主义美学只是片面发展了康德审美精神中知情意绝对区分的一维，而未能彻底深刻地解决其中的关联，致使康德美学自由的一维并未真正获得充分的发挥。

    中华文化深深地扎根于现实的土壤，在思维方式上注重整体性，既不注重从纯粹思辨去寻求人生真理，也不崇尚向彼岸世界去寻求生命解脱，而总是从具体鲜活的生活中去创化体味身心的怡悦与精神的自由，倡导在最痛苦最艰难的生活中品出人生的甘美和诗意。这种哲学、伦理、审美交融的文化特征，使得中国美学总是将审美思考和人生实践相结合，着意将审美活动引向广阔的人生、绚烂的生命、多姿的生活。由此，中华审美精神突出聚焦为热烈执着的入世情怀和高远超逸的出世情韵相交融之诗性生命张力，表现为一种创造与欣赏、感性与理性、物质与精神、个体与群体、有为与无为、入世与出世、有限与无限之诗意和谐。梁启超将这种精神概括为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的统一，王国维将其概括为出世与入世的自由，朱光潜将其概括为看戏与演戏的和谐，宗白华将其概括为充实与空灵的相洽。这些学说都突出了中华审美精神之现实品格和诗意情韵的交汇，直指生命与人生的现实践履和诗性超越。

    （作者单位：浙江理工大学美学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