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前夕，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委员刚从比利时布鲁塞尔归来。由中改院与欧洲政策研究中心、德国国际合作机构联合举办的“中欧改革论坛”启动研讨会反响热烈。中国智库又一次面向国际发出“中国声音”，这令他欣悦不已。
同一时间，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2014-2015年度的两大重点研究成果——《国际经济分析与展望》《中国经济分析与展望》新鲜出炉。中心副理事长张大卫代表告诉记者，他们将以此为基础，制定辅助政府科学决策的“中国方案”。
智者前瞻，智库谋远。2015年两会，来自全国各地各界的代表委员们又一次相聚北京，为家国谋福利，为发展献韬略。而这一切，在中国正迈步跨入“智库时代”的大背景下，更显意蕴深远；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之路，也在代表委员们的深度关注中向前延展，风景渐好。
铸就核心价值，饱含“中国情怀”
智库建设，首先“建”什么？在郑州大学副校长张倩红代表看来，是一个智库的核心价值。“推动社会进步、服务国计民生，这应是现代智库的基本追求。”
智力资源也是双刃剑。用在正道，能量巨大；用在歧途，破坏性亦强。张大卫代表深谙此理，因此，他常勉励初进中心的年轻人：一不忘国家大局，二不忘百姓立场，每一分智慧都应为国家所用。“中国国情独特而复杂，正面临很多‘成长的烦恼’。智库研究往往会揭出这些问题，只有心里装着国家，才能像有了‘定海神针’一样，不为之所惑，不迷乱动摇，在纷繁复杂中寻找破解之道。”
以国家为重，不等于完全跟随既有政策，做彻头彻尾的诠释者。迟福林委员认为，基于“一切为国家谋”的前提而作出科学客观的独立判断，并指出改变、突围的可能性路径，才是智库存在的价值。“直谏改革、竭心尽力，这是写在中改院册页上、写进我们每个研究人员心里的价值追求。要担起当代知识分子在改革中的责任，敢于直谏，遇到困难不退缩，遇到分歧敢坚持。”
正是这样的价值追求，令许多智库研究者全心投入。
“智库要走在政策前面。大多数对策性研究时效性很强，一旦错过关键节点，就失去了效用。所以，加班加点对智库来说是家常便饭。我们的年轻人都很拼，有时连续一两个月每天睡不够三小时。”迟福林委员感慨。
更大的付出在于不计名利。“智库成果大多不公开发表、不算‘工分’，即使写进了政府决策，也不会有任何命名或表彰。这是一项集体事业，做的是隐姓埋名的学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副所长李兰委员介绍。然而，她将此视作理所当然：“总该有一批人，把国家发展看得重于个人利益。当你看到自己的预测被现实验证、被历史留住的时候，你会感到，你和国家的联系原来是那么紧密。”
研究务求实效，提供“中国方案”
每年两会，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向晓梅代表都会带来多份议案。和往年一样，今年的8份议案均来自她的日常调研与积累。《以互联网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发展“民生幸福型”新兴产业》《泛珠三角地区共享自贸区红利》……翻开来，数据翔实，阐释简明，对策建议占据绝大篇幅。“智库要拿产品说话，最基本的要求是贴近实际，提供可资借鉴的务实对策，不能流于形式、假大虚空。”她感言。
“有强烈的现实关怀，有问题意识、前沿意识与责任意识，研究选题来自发展实践，研究成果符合国家切实需要。”张倩红代表如是概括智库产品的基本特质。
研究视野可以宏阔高远，最终提供的方案却要切近实用，这是张大卫代表的切身感受。在国经中心，一个原则常被提及：好的决策咨询，应该发挥“临门一脚”的关键作用——促进建议切实转化为决策。令他自豪的是，“成立五年来，我们踢进了不少好球”。例如，建议利用商业银行贷款积极性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提议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均已进入政府决策，转化为现实。
“智库为解决实际问题出谋划策，提供具体‘战术’，但绝不仅限于此。高端智库更要发挥战略科学家作用，以整体性眼光‘谋万世、谋全局’，而非‘谋一时、谋一域’。”迟福林委员强调。
然而，观察中国智库现状，能达理想标准者尚为数不多。“现实研究多，超前研究少；学术论证多，结合实践少；政策解读多，具体谋略少”，类似弊病仍是中国智库的普遍困扰。
如何革除弊病？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马敏委员开出了药方——努力做到“顶天立地”，既掌握尖端理论、熟悉国家政策，又深入基层实际，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寻找答案。“例如我校中国农村研究院的‘三百观察’计划，每年对100个中国村庄、100个外国村庄、100家农户进行跟踪观察，6年来为中央各部门提供了大量一手数据，据此写成的三农问题咨询报告深受涉农部门欢迎。”
这无疑是中国智库发展壮大必经之路。也唯其如此，中国智库的另一大功能——推动中华文化和中国观念走向世界、增强我国国际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才能成为现实。
“要鼓励我们的智库在国际上发声，出产品、出文章、办论坛，跟国际智库一起办活动。国际化的最快捷方式就是与国际高端智库合作，就好像运动员要提高水平，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与高水平运动员一起比赛。”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委员说。
改革体制机制，释放“中国力量”
人才是智库的核心竞争力。李兰委员的专业是人力资源，她曾组织团队对智库人才状况进行调研，结果并不尽如人意：“人才培养、选人用人、人才流动等方面都需要改革。”
智库急需何种人才？在李兰委员看来，至少应有素养全面的智库管理者，高水平核心研究人才，“接地气”的实践型研究者以及成熟的学术服务团队。
“智库人才有很强的实践性、综合性、交叉性。智库人才培养，某种程度上会拉动高校现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向晓梅代表认为。
有了人才，还要有充满活力的管理运行体制。“对官方智库而言，应改变行政主导模式，增强其独立研究能力和研究客观性；对社会智库而言，则应在规范引导的基础上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为其参与决策咨询提供体制机制保障。”迟福林委员呼吁。
身为高校管理者，马敏委员最关切的是智库成果评价问题。“在高校现行成果评价体系里，资政服务成果多不作数，挫伤了很多研究者的积极性。智库评价有赖于政府需求的满足度、政策建议的采纳度、资政贡献度以及对社会舆论的引导能力。能否探索建立较为科学的智库评价标准，使学校评价时有据可依？”
呼唤改革，是为了更好地出发。在求诸外力的同时，一些行稳致远的智库已有了更高的自我要求。
“智库之间应建立起更紧密的合作关系。”张大卫委员认为，“在思想的海洋中，每个智库都只是一艘小船，组成舰队、携手并进，才能在广袤无垠的大海中战胜风浪、勇往直前。”
（本报记者 王斯敏 曲一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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