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8月中旬,太行山上下起了凉凉的秋雨,山西长治首届八路军文化节开幕式结束后,摄影家吕厚民被拉到车上避雨。我暂时没事,担心相机在雨中时间长被淋透了,也跟着上车避雨。车上和吕老前辈闲聊起来。那是我和吕厚民最后一次聊天。他是我老乡,曾经在黑龙江桦川当过老师,我姥姥20世纪30年代从一所女子师范毕业后在那里当老师。吕老说,他还记得我姥姥大赵,但是已经记不清是我姥姥的学生还是同事了。我姥姥在我12岁时故去了,我也无法给他印证。他又提起一位东北抗日联军老同志的名字,是我姥姥的学生,那位老同志2006年去世了。
在器材匮乏的胶片时代,吕厚民为了拍好照片,动了不少脑子,对闪光灯、相机附件、相机,都有小改造小发明。他和我谈到为了节省胶片如何装卷,让片头片尾多出几张,也说了多角度打光。他的敬业精神是摄影人的楷模。谈到家乡为他建展览馆的事,吕老却很淡然,说县领导来联系过两次,谈了照片捐献和建房子的事,后来没下文了,可能因为换领导的缘故吧。谈起第二天要出国的事,他倒是来了兴致,好像还调侃说,不能一个人溜达,该带上老伴。后面还有去欧洲其他地方的计划,他说再不去拍拍,过几年也跑不动了。我不知道是不是人到了一定时候都有预感。
愿吕老走好!
(本报记者 程伟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