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7%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如何实现？增长的新动力来自哪里？3月6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记者会上，7位全国政协委员把脉中国经济，剖析应对思路。面对新常态、新挑战，厉以宁、李毅中、陈锡文、林毅夫、杨凯生、常振明、贾康从各自专业领域冷静作答，透露出对形势判断的理性，对目标实现的信心。

动力来自新的比较优势

    经过30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后发优势还有多大？“最主要的判断标准就是我们和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差距还有多大。”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毅夫指出，衡量产业和技术最好的方式是看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2008年，按照购买力计算，中国人均收入水平是美国的21%，这相当于日本1951年和美国的差距水平，相当于新加坡1967年和美国的差距水平，相当于韩国1977年和美国的差距水平。这些东亚经济体利用同样的后发优势，在同样的水平之下实现了20年8%到9%的增速。“如果能实现20年8%～9%的增长，那就代表从2008年，我们有20年8%增长的潜力，他们实现了就代表有可能，所以是我们的潜力。”林毅夫委员强调。

    林毅夫委员认为，中国目前有了新的比较优势：第一，从中低端转向中高端的装备制造业，有很多亮点可寻。第二，在互联网时代诞生了很多新业态，如互联网金融、电子商务、快递业务等等。第三，新产业蕴藏新活力，绿色环保产业、新能源产业潜力巨大。此外，随着“一带一路”战略推进，我们对其他地方基础设施投资加快，将会创造很大的市场需求，消化部分过剩产能。

    “我们有增长的潜力，相信我们做得好，会比7%还要高。”林毅夫委员充满信心地说。

    谈及新常态，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学家厉以宁指出，从过去的高速增长到现在逐步走向中高速增长，新常态对调结构提出了新要求，产业要不断升级。过去靠数量规模的扩大、靠投资的驱动已难以为继了。“今后的动力来自人民的创造力。”他强调。

动力来自“三农”的稳固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让农业更强、农民更富、农村更美”。长期研究“三农”问题的全国政协常委、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陈锡文指出，尽管我国粮食产量实现了“十一连增”，但是问题也不能忽视。这三个目标任务，要通过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来实现。

    近年，农业的生产成本不断上升，土地租金、劳动力价格、投入品价格、农村购买服务的价格都在节节上升。“成本上升推动价格上升，我国主要大宗农产品价格现在已经高于国际市场，这就构成了很大压力。加上人多地少，不得不追求粮食产量，这给农业资源、农村环境又造成了压力。”陈锡文委员强调，解决这些问题都必须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一定要走出一条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农业发展道路，延伸农业产业链，把更多的农产品增加值留在农村。

    无论财政多困难，惠农政策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支农资金只能增加不能减少——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承诺字字铿锵。“除了财政投资之外还要通过改革创新，还要通过科技创新，通过一系列的具体办法来加快农民的增收。”陈锡文委员说。从现在农民收入结构来看，40%左右来自家庭经营，而真正来自种植业的收入只有25%左右。农民增收一定要多渠道共同促进，通过工业化、城镇化的带动，让更多的农民在非农产业中有就业机会，有更好的收入。

动力来自金融体系的支撑

    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银行业风险怎样？对此，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杨凯生委员指出，2014年中国的银行业不良贷款大概上升了2500亿元左右，但相对于中国银行业86万亿元的贷款总额而言，不良贷款比例仅为1.25%，不算太高。

    杨凯生委员引用英国《银行家》杂志去年对全球30家大银行的资产质量的分析数据指出，30家大银行把中国的几大银行去掉，剩下20多家大银行，平均不良贷款率是3.96%。有一家很著名的零售银行，它的市值曾经上升到全世界所有金融机构中的第一名，而它的不良贷款率超过5%。

    “唱空中国银行业没有什么道理。”在杨凯生委员看来，多项指标已证明中国银行业依然有较强的抵御风险的能力——目前我国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是230%，即每一块钱的不良贷款，银行已经准备了2.3元，即使这一块钱一分钱也收不回来，还有1.3元的富余；我国银行资本充足率目前是13.18%，达到了巴赛尔要求；更重要的是中国资本充足率中，核心资本比率超过10%，这在国际同行中是领先的。

动力来自财税改革的推进

    在财政学专家贾康委员看来，财税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开场锣鼓”。

    他认为，我国财税改革要继续深化，现在面临三大改革任务——

    首先是预算改革。要提高预算的公开性、透明度。透明度提高实际上就是让老百姓有知情权、质询权、建议权、监督权。今年地方债将更加阳光、透明，原来的地方债已经形成的隐性负债要逐步消化，隐性负债很大一部分要置换成较长期的、低成本的规范债务。

    第二是税制改革。“营改增”将按照时间表争取全覆盖，这将更有利于企业专业化细分，公平竞争。配合结构性减税，将一起推进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此外，资源税改革、消费税改革，都将给地方政府增加更有分量的财力来源。在条件成熟时还将启动新一轮关于个人所得税税法的修订。除此之外，还将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推进环境税改革。这两个税种改革都需要立法先行。

    第三就涉及中央和地方之间怎么理顺事权关系和财力分配关系。

    “财税改革的意义，是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更好实现，这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基础和支撑。”贾康委员强调。（本报北京3月6日电 本报记者 冯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