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个春天,2000多名全国政协委员再度聚首北京。
2014年,是人民政协成立65周年,也是政协事业创新发展的重要一年。一次次视察调研、一场场协商座谈、一份份提案建议……政协委员们以实际行动推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民生改善,也推动了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大踏步向前发展。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应该是实实在在的、而不是做样子的,应该是全方位的、而不是局限在某个方面的,应该是全国上上下下都要做的、而不是局限在某一级的。”回首2014年,我们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人民政协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感受更加深刻、更加真切。
协商拓空间:激发“超级智库”作用
“继续深入落实八项规定,使之成为撬动全面深化改革、建设法治国家、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力杠杆。”
“在涉及理想信念、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层面的深层次问题时,单单依靠制度完善远远不够,必须同时加强廉政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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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8月25日至27日,十二届全国政协召开第七次常委会议,围绕“深入落实八项规定精神,以优良的党风政风带动民风社风”建言献策。与会常委纷纷就深入落实八项规定精神提出意见建议。
这是全国政协首次将党风廉政建设列为专题议政性常委会议议题,也是全国政协首次以专题议政性常委会议形式讨论政治性议题。此举极大拓展了人民政协履行职能的领域和空间。
不止于此,全国政协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聚焦全面深化改革履行职能,在2014年极大地拓展了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广度和深度。这一年,核电和清洁能源开发、特高压输电等广受关注、存在争议的话题被纳入了调研和协商的范围,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建筑工人工伤维权等问题在政协的推动下也有了法律和制度层面的新进展。
2014年3月20日,双周协商座谈会聚焦安全生产法修订,这是法律修订首次成为协商座谈的议题,也是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一大突破。据悉,委员们和专家学者提出的80多条意见和建议,有不少在修订后的安全生产法中得到体现。
协商深度和广度的拓展,使政协的作用得到了进一步激发。全国政协委员施杰表示,“政协可称为一种‘超级智库’,因为在平台和制度上的保障,与普通智库相比,它的范围更广、层次更高”。
协商新格局:凸显委员主体地位
2014年10月30日,第二十次双周协商座谈会召开。现场不设主席台,与会人员围坐在一起,允许现场插话……3个小时的会听下来,记者充分感受到了现场热烈而坦诚的气氛。
此次座谈会聚焦“利用水泥窑协同处置垃圾废弃物”,与会的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李叶青说,这个话题切口很小,影响却很深远。
李叶青道出了双周协商座谈会的主要特征。自2013年10月22日启动,双周协商座谈会迄今已举办26次,其中2014年举办19次,基本都是从关系全局的小问题入手,选准一个切入点,以点带面、点面结合,切实找出解决问题的有效对策。“两周一次更能调动委员热情,大大提高履职效率。”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教授马大龙说。
以双周协商座谈会为代表,全国政协2014年大大增加了协商密度,概括起来就是“1420”:1次全会,2次专题议政性常委会议和2次专题协商会,比往年各增加一次,近20次双周协商座谈会。以全体会议为龙头,以专题议政性常委会议和专题协商会为重点,以双周协商座谈会为常态的协商议政新格局已经形成。
“委员强则政协强。全国政协去年构建的协商议政新格局为委员创造了良好的履职条件,把委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发挥出来,凸显了委员的主体地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周淑真说。
协商有成效:焕发蓬勃生命力
2014年11月起,中央财政将营养改善计划国家试点地区补助标准从每天补贴3元提高到4元,中央财政为此安排资金9.4亿元,3200万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因此“吃得更有营养”。
标准的上调源于全国政协的一次视察。2014年6月,全国政协结合当年重点提案督办,组织视察团赴云南省就“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贯彻实施情况”开展视察。视察团建议适当提高营养膳食补助标准,很快得到了落实。
协商就要真协商。在去年的不少协商活动中,都活跃着党政领导的身影。马大龙说:“与政府部门负责同志当面交流,把以往的‘文对文’变成‘人对人’,有疑问可以当面答复和追问,使协商成效得到了保证。”
2014年1月,全国政协对《重点提案遴选与督办办法》进行修订,重点提案数由占立案提案总数的1.5%调整为1%,数量由上一年的91个减少至49个。截至2015年1月,48个重点提案所提意见建议得到采纳或正在落实。
2014年8月,研究落实全国政协重点工作的主席办公会议首次研究重点提案督办落实情况,有力促进了有关部门进一步重视提案办理和落实。截至2015年1月31日,各承办单位已办复提案5044件,办复率达99.8%。
始终把研究和解决问题作为视察、考察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注重视察、考察成果的运用、跟踪和落实——2014年全国政协组织了4个视察团和13个考察团,共有327名委员参加。一份份视察、考察报告送达中央领导同志和有关部委,为党和政府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不少已转化为政策措施。(本报记者 倪迅 周洪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