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海戏曲研究丛书包括张庚、郭汉城先生主编的《中国戏曲通史》、《中国戏曲通论》和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十几位前辈学者的个人著作,涉及戏曲史和戏曲理论的许多重要方面。这些著作(包括个人文集中的许多文章)笔者以前都认真学习过,这次重读,仍然感到它们对我们这些后辈具有非常宝贵的启发意义。
“前海学派”是指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的学术群体,因其办公地址在前海西街而得名。汉城老师在丛书的“总序”中讲了“前海学派”这一学术群体在学术上的四个特点,其中第一条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力求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研究戏曲的历史、戏曲的现状”。他还说:“张庚同志常常提醒、告诫我们:‘我们是边工作边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是多么不易啊!’这成为大家的‘座右铭’。”这真实反映了前辈学者进行戏曲研究的艰苦过程。周贻白、欧阳予倩、郑振铎等前辈都讲过在旧社会研究戏曲的艰难,一是物质条件困难,郑振铎说:他为了搜集戏曲小说资料,“几至典衣减食以赴之矣”;二是全靠个人摸索,没有可能进行集体讨论,也难于对中国众多剧种结合舞台演出进行全面考察。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对民族文化非常重视,在中央和各大区成立了戏曲研究的专门机构,集合了一大批专业的戏曲工作者进行戏曲研究。“前海学派”的老一辈学者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进行戏曲研究的。他们在学风上与从前相比也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这就是理论紧密联系实际,开展调查研究,发扬学术民主,充分发挥研究人员自由、自主的研究精神。
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和最重要的观点,张庚、郭汉城等前辈正是根据这一根本立场和观点准确把握了民族戏曲的人民性本质,深入研究和论述了继承与革新、发扬精华与剔除糟粕等一系列重要的理论问题,并参与和指导挖掘遗产工作和戏曲革新的艺术实践。在“左”的风气盛行时,他们能顶住压力,维护民族文化艺术;在外来文化、流行文化强烈冲击时,他们能以理论为武器,增强人们弘扬民族艺术的信心。
如张庚先生所说,运用马克思主义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有的人以为知道了几条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就可以到处去套,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其结果是败坏了马克思主义的声誉。而张庚、郭汉城所领导的这一学术群体不是这样,他们谨记“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无论是进行戏曲史研究还是进行戏曲理论研究,都把调查研究放在第一位。他们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在前人取得成就的基础上继续向前推进。
研究戏曲史和戏曲理论目的是研究戏曲艺术的规律,用以指导艺术创作的实践。规律是隐蔽在事实的背后的,需要研究者去发掘,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指导是非常重要的。历史学不能等同于史料学,在历史研究中要表现出研究者的史识和史观;但历史研究一定要从史料出发,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再做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研究工作。老一辈的学者正是这样做的。
张庚先生曾论述艺术研究的层次,他认为艺术研究必须从资料做起,在掌握翔实资料的基础上编纂戏曲志,然后写史,在此基础上再总结戏曲理论并进行评论。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还没有条件全面开展戏曲志的编纂工作,但张庚、郭汉城先生一直指导大家做认认真真的调查研究,把资料的准备放在首位。他们指示年轻的研究人员去访问老艺人,记录他们的表演经验,为他们的唱腔记谱。老一辈中的许多人就是经过这样的道路逐步成长而成为专家的。张庚、郭汉城先生等组织傅惜华、杜颖陶等编辑了《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支持陶君起编写了《京剧剧目初探》,安排刘念兹研究南戏,等等。刘念兹先生为研究南戏,先后到福建、浙江、江西进行了长时间的考察,并拜访了赵景深、钱南阳等前辈学者。而在改革开放之后,张庚、郭汉城先生马上组织领导了《中国戏曲志》《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卷》等的编纂。后来还有《中国京剧百科全书》(马少波、刘厚生、郭汉城任编委会主任,龚和德任编委会常务副主任)等的编纂。这些都是进行史论研究的基础性工作。
《中国戏曲通史》《中国戏曲通论》不仅凝聚了“前海”人集体的智慧,而且吸收了全国各地学者的意见。许多个人的专著凝聚了作者多年的心血,也体现了“前海”的学术精神。我们读黄芝冈先生的《汤显祖年谱》,可以时时感到他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努力,作者紧密结合汤显祖生活的时代的政治形势,并把汤显祖放到整个文学史中进行评述,因此这部研究古代剧作家的著作具有新的时代的特点。
张庚、郭汉城先生重视学术的系统性,他们在总结中国古典戏曲理论,借鉴外国戏剧理论和对舞台实践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戏曲理论的整体的框架,并根据这一整体框架组织研究力量。丛书中包括对戏曲文学、戏曲表导演、戏曲音乐、戏曲舞台美术等各个门类以及戏曲美学的研究,都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新的突破。从这些研究可以看出,现代的戏曲理论已初步形成。
前辈们研究戏曲,无论是史还是论,都重视与现实结合,重视古为今用。他们都用很多精力进行戏曲现状的调查研究,他们论著中所举的例子,既有古代的,也有现代的。这些论著清晰描述了当代戏曲发展轨迹,关注现代戏曲建设,因此使我们感到戏曲理论不是艰深的,不是遥远的;生活之树常青,戏曲之树常青,戏曲理论之树也常青。
“前海学派”这一名称是兄弟单位的朋友叫出的。叫不叫“学派”无关紧要,但是张庚、郭汉城先生领导的这一学术群体确实有自己的学术特点,而且在实践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近年来对“前海学派”也不断有人批评,在学术上开展百家争鸣对学术发展是十分有益的事情,但遗憾的是有些批评并没有认真看一看这一学术群体的论著。这次“前海戏曲研究丛书”的出版,除了让我们这些后辈再一次进行学习、给更年轻的学者以借鉴之外,也可使批评者有据可查。张庚、郭汉城先生从来没有独霸学术论坛的想法,他们总是教导我们要虚心听取各种意见。张庚先生在晚年更提出戏曲研究要实现“三通”——要与搞创作实践的同志相通,要与高等院校的师生相通,要与海外研究戏曲的学者相通的重要意见。作为后辈,我们更不敢、不能也不想妄自尊大。“前海戏曲研究丛书”的出版给我们以巨大的鼓舞,也使我们更感到身上责任的重大,我们应该弘扬前辈的学术精神,与全国的、世界的学者团结起来,互相学习,加强沟通,把戏曲研究工作继续向前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