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而不知”：挑战对知识的认知

    有一次受邀参加辩论表演赛，抽到的辩题是，性格和知识哪一个更能改变人的命运？我们是正方，立场认为是性格。在准备防守底线和攻击论点时，为了避免对方把“知识”的界定肆意扩大，我们就把它解释为“人们在实践中获得的，经过提升、总结与凝练的系统的认识”，并且进一步与关联词作严格区分，认为知识不等同于常识、不等同于经验、不等同于信仰、更不等同于智慧。这样一来，我们甚至可以“极端”地说，人生而有性格，却不会生而有知识（甚至有些人一辈子没读过书，目不识丁），那么，一个二三岁的、谈不上有啥知识的幼儿，它的命运受什么影响呢？于是我们自然得出推论：在改变人的命运方面，性格无论在先天性、广泛度、重要性上都要胜过知识。

    当然，以上不过是一场“思维和语言的游戏”，对一些定义不必太当真。但那场表演赛却引发了我对“知识”的迷思的思考——当我们越想搞清楚什么是知识的时候，我们似乎越弄不明白知识究竟是什么？换句话讲，知识的边界又在哪里？

    戴维·温伯格（David Weinberger）也有类似的疑问，然而，他关心的是，在网络时代，知识及其获取的方式是否发生了变化。他看到，人们在互联网上，通过社交媒体讨论、沟通、分享、协作，旧有的知识生产体系已经被颠覆——在过去，知识来自书籍、来自课堂、来自专家，它们是相对确定和封闭的；但如今，“所有确定性都被连根拔起，话题再无边界，没有人对任何事情能达成一致”。

    温伯格的这种知识的开放性、交互性以及由此产生的不确定性的论调，像极了哈佛大学法学院凯斯·桑斯坦教授在《信息乌托邦》中要阐明的观点。后者认为：许多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令人震惊的分享和聚合信息的新方法有助于公司、学校、政府和个人获得、而且创造不断增长的准确的知识。开放资源软件使得许多人参与到科技发展之中。温伯格差不多像接过话茬，用一本书的篇幅来深一步讨论，互联网如何改变了知识的结构，以及人们该如何利用“网络化的知识（Networked Knowledge）”来做出更明智的决策。他的专著Too Big To Know译成中文，名为《知识的边界》。

    从书的译名来讲，“知识的边界”未必是最佳的方案。它没有把“Too Big To Know”，也就是“大而不知”的危机感和紧迫感意味展现出来。在美国的金融界，有一个“大而不倒”（Too Big To Fall）的说法，直到2008年，贝尔斯登被收购，雷曼兄弟倒闭，由此引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这才让公众意识到，“不倒”其实是一个伪命题。《纽约时报》记者及专栏作家安德鲁·罗斯·索尔金在同名的《大而不倒》一书中，首次详实地记录了这场金融危机的始末。然而，温伯格借用“大而不知”的语式，旨在强调以下事实：网络时代，知识从速度上看，频繁更迭；从广度上看，信息过载；从深度上讲，扁平开放；因而从牢固度上看，知识的根基随时会被动摇乃至瓦解。在互联网社会结构中，权威可能被拉下神坛，专家意见甚至不如群体的智慧；在众声喧哗的新媒介形态中，观点争鸣、百花齐放，答案在网络中飘扬。

    温伯格在书中提及的一个故事，可以说言简意赅地道出了书本（纸媒）时代和网络（信息）时代的显著差异。2007年，美国溢油防治技术研究所提供两万美元奖金，奖励第一位能将沉在阿拉斯加海底18年的溢油成功抽出来的人。直接把石油抽出来没有用，因为当它到达海面的时候，冰冷的阿拉斯加空气会让石油和水的混合物凝固。一位住在伊利诺伊州的化学家，虽然不太懂石油，但非常懂水泥，知道只要一直震动，水泥就不会凝固。他的解答得到了奖金。

    放在过去，传统知识生产机制很难应付这种新问题，它的基本套路是利用公司研究院、大学实验室，成立专项小组寻找解决办法。但其代价通常是高昂的研发经费支出和可能漫长的时间等待。但在互联网时代，利用“网络化的知识”（这是温伯格在书中创造的新词，意思是指通过线上讨论、网上交流、在线协作形成的知识），情况就变样了，它的问题反应速度更快，寻找方案的效率更高，解决问题的能力更大。温伯格的这个观点其实同詹姆斯·索罗维基的《群体的智慧》、兰·费雪的《完美的群体》、甚至唐·泰普斯科特的《维基经济学》、杰夫·豪的《众包》、克莱·舍基的《人人时代》等一些书的结论如出一辙，但论证的角度略有不同，温伯格是在探讨网络时代全新的“知识观”。正如他所写的那样：“房间里最聪明的人不是站在讲台前给我们讲课的人，也不是房间里所有人的集体智慧。房间里最聪明的人就是房间本身：房间联接人们和思想并联接外部的网络。”温伯格说的“房间”其实就是“网络空间”，网络有孕育多元性知识的土壤，并且知识是动态的、混杂的、辩证的，也是不确定的。温伯格由此预言：“网络化的知识，会让我们更加接近关于知识的真理。”

    《知识的边界》无疑挑战了我们多数人对知识的认知。温伯格认定知识是无定形的、混沌的，而这个观点他早在《小块松散组合》、《新数字秩序的革命》两部作品中就有提及，它们的核心主张是：“网络价值并不是来自于其整体运行的效率，而是来自于大量的小块内容，这些小块指向更多的小块。并且，更为重要的是，网络不仅仅是将网页组织起来，而且还以一种新的方式将人类组织起来。我们是网上真正的‘小块’，我们正在用自己仍然在不断发明创造的方式松散互联”，以及“就信息划分而言，目前还没有普遍认可的方法，而且所有试图建立数字秩序的体系只是体现作此尝试的倾向而已。混沌并非我们思维的缺陷，而是思维的结果”。如今将视角转移至“知识”的对象上，道理也是如此——戴维·温伯格曾指出：科学，这个最以事实为基础的学科，在链接产生的混乱中当如何自立？最好的结果，是我们使用网络的经验会让更多的人了解到科学的真正本质，它是容易犯错的人类中产生的一种宏伟的、持续的合作。而最坏的结果，网络会让我们对科学的方法、态度以及结果的理解，错上加错。有时候，知识大到不仅无知，而且都无法形成理论。

    温伯格系哈佛大学伯克曼互联网与社会中心的资深研究员，长年为《连线》、《纽约时报》和《哈佛商业评论》等报纸杂志供稿。从互联网思想传播和启蒙的角度看，作为网络思想先驱，他的地位不输写出了《数字化生存》的尼葛洛庞帝和出版了《失控》、《科技想要什么？》等经典著述的凯文·凯利，但在国内，他似乎未能获得同等的地位，其原因大概是包括《知识的边界》在内的几部作品，它们关注的议题不够宏大。即便如此，我们并不否认温伯格的深刻洞见，以及他的思想之于互联网发展的基石作用。事实上，温伯格最先被国人认识，缘于他和里克·列文、克里斯托弗·洛克、戴维·瑟尔斯等作者合写的《线车宣言》，该书最早引进版的译名是《市场就是谈话》。

    在《知识的边界》的最后，温伯格就打造网络化的知识结构，给我们指出一系列清晰的行动指南，包括：开放共享、用元数据（Metadata）管理超载信息、具有像霍华德·莱茵戈德在《网络素养》中提到的懂得链接一切的联网精神、不抛弃任何机构化或制度化的知识以及教导人们懂得眼下知识的变革和趋势。在得出自己的结论的同时，温伯格实际上也对尼古拉斯·卡尔在《浅薄》中提出的“互联网毒化人们的大脑”、凯斯·桑斯坦在《网络共和国》中论及的“回音室效应”、“群体极化”现象等，给出了简单而有力的反驳。

    是的，正如我在当初准备辩论赛时，越到后面越不确信概念的准确性，这是一种“大而不知”。网络传播带来的冲击，信息海量、无限超链接以及可以交互的平台，也让知识进入了一种“大而不知”的状态。而在读完本书并写出本篇书评时，要查阅和可以引注的文献其实还有很多，这更是一种“大而不知”。对此，我们允许保持无知，但对该种无知必须有自知。

    （本文作者系浙江传媒学院网络与新媒体专业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