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让年味儿跑了

    今年春节，江南的雨淅淅沥沥，晚上七八点钟的小镇，除了零星的爆竹声，几乎听不到任何声响了。“现在生活条件比以前好了不知多少，但年味儿一年比一年淡，人跟人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远了。”父亲说。

    父亲的感叹，我深有同感，这拉开了我们父女俩记忆的闸门。

    我出生在沿江小城张家港凤凰镇一个叫作“十间头”的祖屋里。我的梦里常会出现祖屋后边的那条小河，这条河由生产队的社员承包了养鱼，每到年底，小河里的水被抽干，青鱼、草鱼、昂刺鱼、塘鲤鱼，在抽干了水的小河里翻腾，眼前尽是一片银色闪耀。大人们穿着皮衣皮裤下河抓鱼，小孩子们围着河岸奔跑。傍晚时分，所有的鱼都被打捞上岸，按照生产队里的总户数、每户的人口数进行抓阄分配。天黑漆漆了，祖父用事先准备好的盆子盛着分到的鱼，我总是顾不上擦拭因为天气寒冷而拖得长长的鼻涕虫，紧紧跟随祖父，“护送”着盆子里的大鱼，一路欢天喜地地回家去。

    捕鱼、分鱼，揭开了过大年的序幕。我们家是个大家族，我有四个姑，三个舅，两个姨。趁着春节，父母总会邀请亲戚们来我家大聚会。

    并不是很能喝酒的父亲，待客之道是“一醉方休”。让我记忆最深刻的是1985年的春节，那年我才十岁。春节里，父母邀请了他的兄弟姊妹，到我家吃午饭。客人们一到我家，就被我父亲给“震住”了：两缸自家酿的米酒，足足百把斤，已经“杵”在八仙桌旁。他宣布“游戏规则”：“以家庭为单位，每轮推选一个代表出来喝一碗米酒。今天我们把这两缸酒都喝了！”

    饭局演变成了酒局，激烈的“战斗”从中午十二点持续到了下午三四点，两缸酒喝得底儿朝天。米酒这东西，喝着甜蜜蜜的，好上口，后劲却十分大，各家无论是“大将”还是“虾兵”，三十多个人，全部喝得东倒西歪。家是回不成了，外婆和母亲在我家的堂屋和卧室，就地用稻草铺垫，摊上厚实的棉被，亲戚们全住下了。这可让孩子们高兴坏了，由我“领衔”的“捣蛋队”，从这个被窝钻到那个被窝。偶尔，挂着柴草末子的耳朵边，飘过由外婆主持的“八卦团”，正在东家长西家短地议论着，“阿大家要盖楼房啦”，“慧珍的嫁妆里有一辆凤凰牌自行车呢”。而男人们是迟迟不睡觉的，趁着酒兴，围着八仙桌“梭哈”。

    “多红火，多欢腾！人与人之间的心贴得紧紧的。”回忆起30年前过年的景象，父亲和我越发感叹起来。时隔30年，大家、小家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张家港已经从长江岸边的一个小县城，成为唯一获得全国文明城市三连冠的县级市，连续多年跻身全国百强县前列。包括我们家在内的老百姓，腰包越来越鼓，过年吃饭的场所，从家里改成了饭店。母亲用电话邀约各家亲戚，饭店碰头。人在聚会，轿车也在聚会，一吃完，轿车都冒着烟儿绝尘而去。省事是省事了，高档是高档了，却少了家长里短，少了亲密无间。

    市里、镇上的商家也越发用心，每逢过年时节，各型各色的年糕、团子应有尽有，就连大年夜要搓团圆的活儿，店家都给你弄齐了，红的白的团圆间杂好，用盒子包装好。大年初一早上，直接下锅就成。哪还用自己端面粉、筛子从头做起的。过年前，就看不到家家户户忙着蒸糕、做酒的忙碌场面了。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家的祖屋早在十年前就已被拆迁，但是，父亲和我想要恢复传统过年习俗的心愿，却是越来越强烈。父亲更是回忆起他小时候的过年习俗：腊月二十八，祖父总会带着父亲磨豆子做豆腐，刚做完的豆腐，散发出醇醇的豆香味儿，父亲总是忍不到油煎，就直接蘸着酱油吃。奶奶是位远近闻名的蒸糕能手，长条年糕、方糕、鼎升糕，口感要糯一点、粳一点，都难不倒她，根据家人的喜好来调整糯米和粳米的投放比例，过年前每年都要蒸上十来笼，除了自家吃，还送给亲朋好友。

    “妈，明年，您和婶婶得教我做酒、蒸糕。我们家得重新恢复传统的过年习俗！”我恳求母亲。“你尖着个兰花指，只会看书写字，还能蒸糕做酒啊？”母亲明显瞧不起我的提议。

    “会看书写字的手，难不成还学不会蒸糕、做酒？！”这回，我跟母亲“犟”上了。明年，我要发动家人，带领我的孩子们，蒸糕、做酒，过大年，让浓浓的传统年味儿，重新回到我们的生活中！

    （本报江苏张家港2月22日电 本报记者 苏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