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文艺作品要引人向善

    日前，电影《爱·回家》全国公益巡映启动仪式暨文艺作品与社会责任论坛在京举办。与会专家以电影《爱·回家》为例，就新形势下创作与市场的关系、文艺创作的导向、国产电影的海外传播策略、主流电影的市场推广以及如何加强和改进文艺批评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专家认为，在市场化的背景下，应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文艺作品的正确价值导向，应让艺术引导市场而不是让市场奴役艺术。同时，文艺创作应立足当代、关注现实，自觉用当代意识思考现实生活，主动将个人感受升华为公众的感受，提高文艺作品的吸引力和传播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想让主流文艺作品发挥应有的教育功能，除了政府要加强扶持力度外，主流文艺作品也应努力探索新的推广营销模式。比如，电影《爱·回家》虽然在商业院线没有取得理想的票房，但其以“直销”的形式进行全国公益巡映活动，是对主流电影推广放映模式的一次创新，为主流文艺作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存、发展开辟了新的空间。

    专家同时提出，应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的文艺批评。文艺批评不能仅仅依靠专家学者，更应听取广大观众的意见，只有全社会对优秀文艺作品形成良好的舆论氛围，才能够推动优秀文艺作品的创作生产进入良性循环，形成长久的生命力。

    随着市场蛋糕越做越大，电影越来越多样化，既有在市场上票房非常高的电影，也有差异性非常明显的电影。电影除了满足人们的娱乐文化需求之外，更有引人向上向善的功能。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仲呈祥开门见山指出，在电影与市场的关系上，我们要力求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当两个效益发生矛盾的时候，我们应该旗帜鲜明地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电影是一门艺术，电影的终极目标是坚守人类的精神家园，追求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爱·回家》是一部“忧患着人民的忧患”“欢乐着人民的欢乐”的作品。它直面当下牵动社会神经的青年犯罪问题。女子监狱与整个社会息息相关，探索青年犯罪成因，并且给犯罪的青年以人文的关怀和人性的引领，是社会的责任。电影是靠情感动人的，一部优秀的电影，一部思想艺术和谐统一的电影，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和吸引力，它能帮助人们认识严峻的社会课题，引领人们奔向真善美，这部电影就起到了这个作用。它采取公益巡演的方式，把社会效益放到第一位，有利于提升全民族，特别是青少年的精神素质。把精神食粮送到万户千家，这是人民的文艺工作者、人民的电影家的本分和本事。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尹鸿从文化的多样性来看《爱·回家》的意义。这两年，随着市场蛋糕越做越大，电影越来越多样化，既有在市场上票房非常高的电影，也有差异性非常明显的电影。电影除了满足人们的娱乐文化需求之外，更有引人向上向善的功能。像《爱·回家》这样的作品，关注当前的社会问题，呼吁全社会，包括家庭、成年人、执法机构、学校各个方面关心青少年的成长，关注他们心灵的创伤，他们面临的困境。当一些青少年走上犯罪道路之后，我们怎么样用爱把他们引导到正常健康的生活当中，这是责任感的体现。尤其是在商业大潮的环境中，主创能保持超越功利的创作心态，是特别值得尊敬的。

    《北京青年周刊》总编辑余韶文认为，电影人要有责任担当。对于观众来说，电影除了好看以外，还需要有些感动和心灵上的滋润。影片里的很多人物本质并不坏，因为偶然性的因素，走到大墙里面去了。实际上大墙外面的人更需要这种有责任感的作品，对他们进行事先预防性的教育，而不是一定等到进去以后再悔恨。另一方面，公益放映是这部片子的特点，但还是希望这样的电影能走进市场，除了公益之外还是要有票房。当然，票房并不是为了挣钱，有多少票房，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有多少人被影片的责任感打动过，被影片爱的主题打动过。

    我们除了要在创作思想上拨乱反正，强调真善美的统一，我们还面临提高观众和引领观众的任务，观众是靠艺术培养起来的，这是当前电影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

    人民日报海外版原总编辑丁振海坚持，电影的本质是审美属性，而不是商品属性。他认为，有人认为电影的本质是产业，其实就是商业，这是非常偏颇的看法。如果电影的本质是审美，我们当然就要把社会效益和内容放在首位。

    我们可以尝试建立示范的影院，就是放映一些好的作品。可能观众不是很多，但是来这儿看，表明一定的品位和追求。国家投入一部分资金，企业家也可以投入。丁振海曾建议八一电影制片厂的领导，在放映军事题材的片子时，可以请专家讲，放两部电影，中间休息的时候有人辅导一下，这也是一个推广途径。《爱·回家》内容很好，关系青少年教育的问题，又是青春励志的，最后是人性的救赎和回归，同时还涉及监狱内部的改革问题。这个片子如果在校园里放，不见得没有观众。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王一川认为，雅俗共赏越来越难了。由于全媒体、媒介融合和自媒体的发达，大众的审美需求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每个人都有及时发布信息、传播信息的权利，这时我们的审美和艺术趣味发生了分化。在一个家庭里，有人守着电视机，有人守着书本，有人上网，有人进电影院，每个人守着一种艺术媒介，固守着自己的审美趣味。二三十年前，一家人看电视，其乐融融，达到高度的精神统一性，现在分化了，一个家庭都多元化了，更何况社区和整个社会。大众的审美和艺术需要在变化，原来好的艺术品是雅俗共赏，但现在雅俗共赏越来越困难了，更多的是艺术分散，分众各赏。多少年前，托夫勒认为分众化会成为必然趋势，今天已经是现实。

    现在的电影院观众平均年龄在20岁以下，电影院票房再好，影响再大，主要影响的是年轻人。还有30-60岁的观众，靠什么样的艺术品抚慰和感染？这给艺术家和艺术界提出了新的问题，如何面对审美和艺术需要已经分化了的公众，我们要生产多种多样的艺术品，满足他们多方面的需要。多层次、多渠道、多样化的艺术创作，满足人民多方面的需要，这是今天艺术界应该做的事情。在分化了的审美和艺术需求中，应该有共同的价值追求。

    中国影协电影文学创作委员会主任张思涛认为，艺术要创造能欣赏艺术的对象。中国电影发展很快，现在被认为是电影发展的黄金机遇期，有机遇，但问题也很多。数量已经到了年产800多部，但平均质量在下降，能得到大家赞同的影片只占了很少一部分。习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到文艺不能成为市场的奴隶，抓住了三十年文艺发展比较关键的问题。文艺跟市场的关系，艺术对市场的依赖，在所有的艺术里以电影为最，因为电影是最依赖市场的艺术形式，电影工业生产投入大，必须靠卖票才能回收。

    艺术还要培养能欣赏艺术的对象。为什么有些品质较差的电影票房很高，是因为电影创作进入了误区，三十多年的不良积累，已经把观众的品位败坏了。我们除了要在创作思想上拨乱反正，强调真善美的统一，我们还面临提高观众和引领观众的任务，观众是靠艺术培养起来的，这是当前电影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

    一方面扶植产业化进程；另一方面也要反思产业本身。不能全凭市场之手选择影片，政府应该进行宏观调控，这样电影产业化才能走入良性循环，中国电影才能沿着良性的道路大发展、大繁荣。

    中国电影文学协会副会长赵葆华认为，文艺应该承担引领的作用，我们既要引领观众，引领创作者，还要引领产业的发展。电影文化艺术产业化是从2003年开始的，已经进行了十余年，十余年前电影年产量88部，票房8.9亿元，十余年后的2014年，票房达到294亿元，电影产量已经达到268部。中国电影经历跨越性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电影大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这是非常好的。走到今天，我们应该对电影产业进行反思。一方面成绩斐然，提升了国家软实力；另一方面对产业提出反思，要进行宏观调控，对优秀的影片政府应该予以补贴。之前的电影《黄克功案件》，票房才100多万元，谁之过？我是作家，写主流作品，在产业化大潮之下，我和我的朋友提笔之间不由自主地都想要给市场个说法，凭什么让观众花60块钱买一张电影票看你的电影，你有什么独门绝活？

    现在观众的审美情趣变了，一般的影片不愿意看了，这不是创作者所能改变的，也不是电影院经理所能控制的。不能让电影院经理赔本赚吆喝，一方面扶植产业化进程；另一方面也要反思产业本身。不能全凭市场之手选择影片，政府应该进行宏观调控，这样电影产业化才能走入良性循环，中国电影才能沿着良性的道路大发展、大繁荣。

    文艺报艺术部主任高小立表示，好电影能直击心灵，能让你心里为之一振，《爱·回家》聚焦了女性犯罪这个社会上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女性犯罪是爱的缺失导致的后果。影片《爱·回家》呼唤家庭的爱，社会的爱，没有家我们去往何处，不回家怎么能得到爱。这个电影从片名到犯罪题材都非常有现实意义，而且有现实批评精神。好的电影一定能引发更多延伸性的思考。这部电影写的是中学生犯罪的经历，最后也是人性的自我救赎。整个留守儿童和留守家庭的问题，是非常大的问题，这一代孩子将来长大就是缺少爱的，父母不在身边，虽然有家，但是个空壳子。这类题材现在虽然有触碰，但还没有能引起深刻反思的作品，还没有有力量的艺术作品触及这样的题材。

    在社会转型期，复杂的社会形态下问题很多，我们不能掩盖它或者熟视无睹。作为艺术家，要坚持自己的社会责任，随着电影的市场化和产业化，社会责任谈的越来越少了。谈到中国电影走出去，其实中国电影走出去就是要有和世界相通的情感，去触及世界范围的观众，就像《一次别离》《贫民窟的百万富翁》《悲惨世界》等电影，能触及心灵，所以能在世界范围内受到欢迎。电影是文艺，文艺是精神，精神的东西是直通心灵的，作品再接地气，不通心灵是没有用的，观众是不能被打动的。

    2013年，我们的调研面向海外观众提出了一个问题：你希望在中国电影中看到什么？有相当一部分发达国家的观众，特别是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观众，他们的回答是希望看到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哲学，而不仅是看到中国的功夫。

    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院长黄会林介绍，北师大的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的一项重要项目就是研究中国电影走出去的问题。这几年我们做了数据调研，问外国观众对中国电影到底接受度怎么样。2011至2014年做了四年，第一个结论就是效果不怎么好，不能关在家里自说自话，说我们的电影已经受到国际的热烈欢迎。这四年积累下来的数据告诉我们，中国电影走出去的步伐逐渐加强，中国电影海外传播的效果也逐渐有所提升。中国的综合国力逐渐强起来，也使得世界的观众越来越关注中国电影，此前他们对中国电影所知甚少，现在越来越多的外国观众可以说出一点中国电影，声音不响，但也逐渐放大了。

    2013年，我们的调研面向海外观众提出了一个问题：你希望在中国电影中看到什么？有一部分发达国家的观众，特别是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观众，他们的回答是希望看到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哲学，而不仅是看到中国的功夫。这说明我们大有可为，《爱·回家》追求“让爱传递，温暖心灵”，它在中国电影走向国际的过程中代表了一种力量。

    中国电影海外推广公司董事长谷国庆认为，公益性的巡演是必要的，可以考虑把电影向二三线城市推广。现在电影的主体观众是90后，所谓“网生代”，一生下来就上网、玩游戏，网上的东西影响他们的一切。公益的影片也要在网上进行宣传。春节的时候，打工者和学生回家了，他们会把城市中的文化消费带回去。像《爱·回家》这样的电影，农村的观众看得懂，也会喜欢。2014年春节，三四级城市的票房和省会城市各占一半，三四级城市的观众看电影的需求并不比一线大城市的少。

    中国教育电视台副总编辑陈宏表示，现在讲到传统媒体，都在讲媒体跨界传播，但是不管怎么跨界，有些常识的东西不能缺失。通过这个电影，可以重新捡起我们遗忘和忽视了的身边的爱，也就是日常的社会普通民众的爱。现在很多作品把人的假恶丑和钩心斗角的东西发挥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电视剧、电影和其他文艺作品中这类展现人性丑陋的题材成为主流，但表扬人间的爱，特别是普通人的爱的作品显得比较欠缺。发掘、提升和展现普通人的爱的作品太缺失了。必须重拾所爱，重拾我爱，这样的文艺生态才是正常的，才具有引领的作用。文艺工作者应该承担起引人向上向善的责任担当。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副院长罗军认为，这是一部比较典型的儒家文化电影。影片展示了儒家文化在当今社会中面临的一些困境。因为它具有比较浓厚的儒家文化的特色，建议重点海外推广的区域还是以儒家文化覆盖的区域为主，如东亚、东南亚。具体建议是以悲情片的模式进行推广。在做类型片的时候，“哭点”必须要有节奏，不能前面哭不出来，后面不断地哭，在亚洲推广完全可以打儒家文化这个牌。另外在海外推广的时候，非汉语区、非儒家文化区也有机会，它的机会就在于，别人对我们这种生活模式的不理解，《金陵十三钗》和《1942》之所以在北美惨败，主要是因为文化陌生，他们觉得我们的好多举动不可理喻，主要是因为预告得不好，宣传得不好。其实把我们的“不可理喻”之点作为卖点，搞不好就是西方人进电影院的动机。

    整个发行放映系统应该有一块阵地，专门留给好电影。与此同时，我们的评论也要跟上。有的时候，光从票房角度来看，我们的确有很多好电影上不了院线。一方面，电影评论有责任引导提升观众的欣赏水平和欣赏趣味；另一方面，建立公益影院是个不错的选择。

    中央戏剧学院教授路海波认为，整个发行放映系统应该有一块阵地，专门留给好电影。与此同时，我们的评论也要跟上。有的时候，光从票房角度来看，我们的确有很多好电影上不了院线。一方面，电影评论有责任引导提升观众的欣赏水平和欣赏趣味。另一方面，建立公益影院是个不错的选择。比如说在法国有艺术院线，在中国，有关方面无论是国家还是民营公司，首先要有实力才行，不能赔钱来做，谁都没有这个能力，发行放映系统应该有一块阵地专门给好电影。与此同时，我们的评论机制也要有所改进，其实评论不光看媒体上有没有发文章，也不光看有没有专家对某部电影发声。这只是一方面，其实观众心里也是有一杆秤的。比如2014年暑期档，有很多电影的确票房很高，但电影的品质也的确很烂，报纸上的批评好像不是很多，可是看豆瓣和时光网评分就是很低，包括《白发魔女》的评分就很低，也就2、3分的，这就是一杆秤。评论其实是所有观众对这个电影的看法，更重要的评论是一种舆论。

    中国电影评论协会副会长王人殷说，这部电影的创作者坚持了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现实主义的本质就是关注人生，关注社会，关注时代，而这部电影真正关注了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中国人的情感、人性的复杂和焦虑电影里都表现了。中国电影百年来很重要的文化主脉就是现实主义，现在中国电影缺少的就是现实主义精神，中国电影对于产业、制作投资不用发愁，热心电影的人也有的是，可电影缺少的是对于社会的关注，对于社会生活的理解、观察和感悟。我们缺的是对于人生的感悟，我们缺的是创作者、制作者真诚的电影态度，而这部电影恰恰在这方面做出了努力，而且做得也很不错。虽然艺术上还不够完美，但就这一点来说，已经值得赞赏了。

    我们要想在跟好莱坞电影的竞争中缩小差距，我们的电影就需要拿出有人文关怀的、讲述中国人自己生活的好故事和演绎中国梦的影片。跟好莱坞的竞争不能仅仅看票房。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些看法有失偏颇，比如一说产业化，立刻就等于市场化，一说市场化就是票房，一说票房就是娱乐，结果就变成了这样。我们没有看到其中的文化，我们现在的观众是二十几岁，甚至不到二十岁的观众，这些观众的文化水平、心理素质是什么样的，他们就是被网络培养起来的一代，他们是吃着洋快餐、喝着可乐长大的一代。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头脑中和生命中有多少中国文化的东西，我们的电影对他们来说要起文化启蒙的作用。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剧本中心副主任高尔纯表示，看了《爱·回家》以后很受感动。这部影片的深刻性在于它触及了这个时代大的主题。他认为，这个时代的主题是精神的回归和心灵的自我救赎。在市场经济时代，经济生活不能代替我们思想上的反省。特别是有些人在价值观上混乱，在理想追求信念方面不够坚定。有些文艺作品中是非、善恶、美丑不分，这对于我们现在的社会影响很大。这个影片中女子监狱的罪犯都很年轻，好多都是中学生，她们最后为什么走上犯罪的道路？谁之罪？全社会都应该进行反省，不光是犯罪的人要反省。她的家庭是否应该反省，学校的教育有没有反省的地方，监狱本身有没有反省的地方？都有。它的意义在于开启了一个新的心灵救赎的大门。

    通过文艺作品和电影加强自我反省，自我批判。评论家在这方面应该对广大观众加以引导。这部电影不仅和看到这个影片的人有关，和我们每个人、每个家庭都有关。我们要通过这样的悲剧汲取教训。评论者应该回应社会的关心，没有心灵救赎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也不会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