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中国特色的环境哲学

    道家与环境哲学关系是世界范围内的热点问题。二者之间存在诸多交叉性、共通性，让人感到触手可及但又难以上手，亟须通过有方法、有步骤、有规范的探索程序，将直觉清晰化，将观点具体化，将珠玑系统化。《老庄道家与环境哲学的会通研究》（谢阳举著，科学出版社，2014年11月第一版）迈出了重要一步，是近几十年来同类研究值得关注的重要成果之一。

    一、展示了道家绿色阐释的生命力。全书的基调是道家和环境哲学的双向阐释。作者的论述，从形式和内容上展示出中国道家向环境哲学延伸的必然、可能与潜力，可谓别开生面，富有新意。作者认为，道家学术渊源于中国上古特有的自然崇拜和亲自然天道的文化传统与史官制度，一开始在学术观上就打上了效法天道、效法自然的烙印。书中指出：“在世界多元文化之林中，如此明确地标榜这样强的‘自然’化纲领的文化是独一无二的。”该书对道家哲学特质提出了全新的看法，即道家哲学本质上是态势哲学；世界万物的运动过程有多种可能趋势和状态；凡事态都有“常”、有“正”，即有稳定、平衡、正常态，这就是自然常态；状态和趋势哲学可以与环境哲学、生态哲学的大方向会通。

    作者把道家贯通宇宙万物的道德叫作“玄徳”，称之为“深层道德”。作者指出：道家伦理思想的核心是要求人类尊崇“自然”，这是环境道德不可脱离的原则；道家深知“人道”之患，而传统伦理是“人为的”，也仅仅是“为人的”，未能充分预估到可能的后果；道家提倡宇宙伦理情怀，要求包容万物，超越自我和人类中心主义。

    该书提出：“庄子是中国哲学史上最具生态智慧底蕴的哲学家。”庄子区分了知识和道德，走上了“自然化”的认识论之路。庄子的命题“无用之用”，本质上是以内在价值为中介，要求主观价值与客观价值、工具价值与固有价值、人与自然的互补统一。庄子把“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确立为精神顶点，合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宇宙伦理。庄子的“至德之世”的论述闪耀着生态乌托邦的魅力。书中比较了“逍遥和自由”的异同，作者说：逍遥的本质在于最大限度地认同自然，用“自由”解释“逍遥”是错误的。作者主张，在现代世界要统一“自由”和“自然”。

    二、道家与环境哲学范式的沟通。作者指出：西方传统人类本位主义的伦理学，贬低自然的价值，不承认非人类动物具有道德地位；西方力主剥削自然的一神论宗教，使自然不断失去魅力和神圣性，二者加剧了人类的环境危机。这些论断说明生态伦理和生态宗教的出现具有必然性。

    作者关注哲学向环境视域的转折和绿色学术范式的转换，阐述了20世纪中叶以来环境哲学的革新，比较完整地介绍了跨学科方法论的兴起、哲学和跨学科方法的关系、哲学对环境危机的意义、现代学术范型的变化趋势。作者特别指出：“环境问题极大地推动了跨学科研究，而跨学科研究浪潮也彻底改变了环境问题独科研究的局限性。”在作者看来，跨学科性理论存在自己的认识论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复杂性科学及其哲学。新型的环境哲学持连续的、有机的、整体的世界观。

    深生态学在本书中是作为当代环境哲学典范而出现的。作者对“奈斯主义”的背景、多元文化源流、哲学革新和社会意义进行了多方面论述，认为以内在价值为核心的新纲领的实质在于“因任自然”（let nature be），契合道家精神。作者根据深生态学模式进一步讨论了“思维的绿色化”和“深层语言观”两大问题。作者指出环境危机有人类思维的原因，认为：深思维是用生存来思维，“像山一样思考”，指合生态、合自然地思考；是反思性、辩证性和复杂性思维方式，作者勾勒了中西深层思维的谱系。作者说，“环境危机存在语言体系和语言运用上的原因，环境哲学呼唤绿色话语，意味着深层哲学话语的变革”。作者认为语言不是纯粹的工具而是渗透了各种理论和价值观，坚实的环保需要构建绿色话语体系；中国语言文学扎根于自然，是绿色话语及规则的活化石。

    三、道家式环境哲学的价值。作者梳理了国外学者面对环境问题或在环境哲学视野下对道家哲学性质的重新认识过程。在此基础上，书中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环境危机凸显的时代最需要什么哲学？作者认为，我们既要防止庸俗的人本主义立场，又要避开盲目的超自然信仰之路，而要以“道”为宗师，借助“道”的精神牵引力和包容性，走理性超越之路。

    作者还指出，正是“自然”抑制了超自然和享乐主义文化建构道路，才使得中国文化平稳健康、绵延长久。将道家理论与现代环境哲学融会贯通，培养出真正具有环境保护意识的生态公民，能给我国环境保护和保存奠立真正的基石。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