瑶村的年

玩爆竹

    瑶村过年，每家至少需要四挂长长的爆竹。一挂在三十晌午祭祀时放；一挂在三十晚上睡觉时放，叫封财门；一挂在初一早晨开门时放，叫开财门；还有一挂，在初二早晨放，是什么道理，我至今都没弄清楚。那么长的爆竹，噼里啪啦，说放就放完了，让小孩总要忍不住心疼。好在每年过年大人们都要为小孩准备一些玩的爆竹。

    我们拿着爆竹，点一个往天上一丢，就听得一声脆响，像是谁用无形的鞭子朝晴朗的天空抽了一鞭。马上，村前村后的什么地方会跟着有一声回响。

    我们点一个放在正在玩牌的大人后面，大人吓一大跳，往往要笑骂一声：小鬼头！因为是过年，大人们懂忌讳，不会骂出比这更难听的话。

    我们在平滑的烂泥里插一个爆竹，一声炸响之后，烂泥就开出一朵坑花。我们在烂泥里插很多爆竹，烂泥就开出很多坑花。

    我们来到水边，比谁能在水里炸响爆竹。这得在时间上拿捏得准，丢出去晚了，爆竹会在空中炸响；丢出去早了，爆竹的引线就会被水浸灭；不早不迟，爆竹才会在入水的那一刻炸响。爆竹炸响了，水花纷纷扬扬地溅一身，若有阳光，透过水雾能看到七彩的霓虹。爆竹响后，清亮的水面上还会冒出几个怪模怪样的白水泡，泡里含着硝烟。

    那时的爆竹是用硝粉做的，威力比炸药的小多了。我们比谁胆大，手握爆竹的末端，闭着眼睛，把头扭到一边，只听到耳边一声炸响，睁眼看，手中的爆竹不见了，只留下一手硝粉炸后的痕迹。手只是有点痛，有点麻，过一会儿就好了。大部分小孩是不敢这么做的，敢这么做的就能成为孩子王。我敢。

    也可以把爆竹插在土墙缝里放，爆炸后半晌，墙缝里还会冒出丝丝缕缕的烟。也可以把爆竹放在洋皮铁桶里放，听那一声闷头闷脑的响。也可以把爆竹盖在一个破碗下放，看破碗兀自向上一小跳。若能得到一只老鼠，就把一小挂爆竹绑在老鼠的尾巴上放，吓得老鼠魂飞魄散，真个儿抱头“鼠”窜。找不到小老鼠，就把爆竹绑在四瘌子家的猪婆尾巴上放，看一向慢条斯理、老成持重的猪婆，跑起来颠得像个小脚媳妇的样子，一身奶子乱荡。不过这不能让大人们看见，也不能让四瘌子看见。

    只要有爆竹，我们就可以找到千百种玩法，而且每一种玩法都可让我们乐不可支，把腮帮子笑疼。但有句古话怎么说？乐极必生悲。有一年为爆竹的事，我就被父亲打得要死。我把自己的爆竹玩完了，又哄着小妹把她的爆竹给了我。谁知等我把小妹的爆竹玩完后，她突然反悔，追着哭着要我还她爆竹。我拿什么还啊？父亲有办法，才大年初二，他就把我打了一顿。结果小妹是不哭不闹了，我却哭了一整天，喉咙都哭嘶了。

    那一顿暴打之后，我一见爆竹就怵。等到长大了，家里有什么祭祀活动，父母要我放爆竹，我都不敢。后来自己成家了我也懒得买，妻子也依我。直到孩子已长成了懂事的年纪，每逢过年，我才买一些爆竹回家。人一生的乐趣，其实大半都在童年，我不能让孩子的童年和我的相比少那么多乐趣。

贴年画

    小时候，我家只有四间土房，其中两间用水泥粉刷了一下。北面那间冷，一直闲置着放些杂物。南面那间向阳，就做了卧房和客厅，我家的年画大多就贴在这间房东边的墙上。

    在瑶村，年画似乎是上世纪80年代才流行的，那之前我家把奖状当作年画贴。母亲是村里的教师，教学教得极好，每年寒假都要从学区拿回奖状。过几天，到了年关，她就把崭新的奖状展开贴在墙壁上。一家人看着奖状会高兴好几天，特别是母亲，一脸的笑容，像喝了蜜似的。如果正好有人来我家串门，看了奖状，顺口夸母亲一句，母亲脸上的笑容就更灿烂了，到来年，教学的积极性自然更高。那么一张纸，就可以把清贫年代的人们哄得满心甜蜜，这在今天看来似乎不可思议。

    我和小妹上学后，读书都还不错，每学期的三好学生自然也有我们一份，这样一来，我家墙壁上的奖状就更多了。由于奖状的大小、颜色、内容各不相同，东墙上倒有些万国旗会的意味了。别人到我家来玩，面对规模庞大的一墙奖状，都免不了交口夸赞。日子久了，我们心中还真觉得比村里其他人家要高出一等半等似的。

    记忆中，父亲好像也有那么一两张奖状贴在东墙。我真是不明白，他一个很普通的农民，怎么也能摊到奖状？可见，那时候奖状之泛滥。

    虽然母亲的教学成绩在全学区一直名列前三名，但因为她学历不高，后来的民办老师转公办的机会一直没她的份。后来，母亲才幡然醒悟，自己是过分看重了奖状，以后有了奖状也不再往墙上贴了。为了取得文凭，她甚至赴学他乡。也许因为母亲态度的转变，初中时我们拿回奖状，一般也只是让父母看一眼，便卷成筒丢在一边。现在想来，富精神穷物质的时代大概是从那个时候一去不复返的。

    再到过年时，东墙上张贴的就是电影明星的画了。我记得当时全家人都喜欢演员张瑜，还有刘晓庆，所以满墙壁都是她们各种姿态的年画。小妹长成少女时，有段时间特别喜欢古装戏里的才子佳人，于是东墙上就又出现了像“宝玉与黛玉”“吕布与貂蝉”之类的古装画。而那时的我，只喜欢那些肌肉发达的武打明星，李连杰、李小龙，自然也要将他们的画像搬上东墙。东墙没地方张贴，我就把它们贴到北边那间房子，它已成了我一个人的卧室。母亲那时候似乎也有自己的喜好，除了贴些“福星高照”，也会买些胖娃娃的年画来贴——大概因为我和小妹都长大了，跟她不再如小时候那么亲了吧。这时的母亲已显出了一些老态。

    东墙靠厨房很近，那时做饭多是烧柴，烧柴多烟，雪白的东墙就一年一年地被炊烟熏黑。而张贴年画的地方，炊烟熏不到，隔几年撕了年画，那地方就会出现一小片新奇的白来。年画年年撕，年年贴，东墙上就出现了深深浅浅、重重叠叠的白来。就这样，东墙的白不经意间记载着年岁的变更，一家子人走过的光阴好像都留在了东墙……当东墙的白不再白的时候，当东墙的白变得一黑再黑的时候，不单单是父母，就是我与小妹，也日渐显出老态来了。好在，我们的后辈已倔壮成长起来。

    （作者为青年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天地贼心》、散文集《田垅上的婴儿》《村庄在南方之南》等，作品多次入选中国年度优秀散文和小说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