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学术垃圾”是怎么生产出来的

    《光明日报》关于“学术垃圾”之议题的讨论引发学界和公众的持续关注，一时之间可谓各家争鸣，高潮迭起。确实，真理越辩越明，只有不断争鸣与探讨，我们对问题本质的认识才会更深入。

    几番论战之后，虽然大家各持立场，但似乎也达成了一点共识：每个学术人员都要经历研究的起步阶段，这个学术训练的过程不可避免会产生大量的“学术垃圾”。各方意见不一致的地方，在于这类“学术垃圾”是否具有价值。但探讨若只是局限于这么一个点或仅仅止步于此，未免令人意犹未尽。因为这个阶段所产生的所谓“低水平重复性学术研究”，是学术发展的共性规律，不仅我们国家，其他西方国家也是如此。但是现实告诉我们，我们国家所面临的真正问题并不是这种共性问题，而是有些不足为外人道的特性问题：也即我们“学术垃圾”的制造，并不仅仅来自于初涉学术的博士生和硕士生或者初出茅庐的“青椒”，很多已经出道多年的学术人员甚至功成名就的专家教授也做出了“有力”贡献。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这些已经进入成熟期的学术人员还会制造那么多的“学术垃圾”呢？这恐怕要迫使我们将这场讨论继续推向纵深发展。

    笔者在高校供职，对高校的情况更为了解些，高校教师也算是学术人员的主体，因此针对高校情况来分析，大致也可以探个究竟。我国自上世纪末以来，对高等教育的发展思路和模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发展出一种计划与市场结合的管理机制，在对高等教育进行工程式的“整体规划”的基础上，将高校和学术人员的利益形成有机捆绑，并以此形成合力来共同推进高等教育整体发展的宏图伟业，“211”工程与“985”工程就是这种机制的典型。这种管理机制具有一种“捆绑式发展”的特征，在各种涉及资源分配的排名和考核中，都将学术人员的学术业绩与所在高校的总体学术业绩挂钩起来，这种挂钩与捆绑促使高校和学术人员容易成为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并加剧其产生共谋行为：对于高校来说，学术成果是影响其竞争排名座次的核心要素，并最终影响高校的声望和资源配置；对于学术人员来说，学术成果也是影响其学术晋升和学术利益获得的核心要素。这种“捆绑式发展”的管理机制，是一种强有力的激励机制，使高校和学术人员不自觉就会产生利益共谋，并很容易就将国家目标、高校组织目标和学术人员个人目标三者统一起来。

    然而，尽管这种兼具计划和市场优势的机制非常给力，对学术人员产生了强大的激励，并促进了近年来我国在学术产量上的整体繁荣。但不可避免也存在颇多弊端，其中之一就是容易刺激短期行为的产生，学术人员普遍重量不重质，“学术垃圾”也就因此而大量产生。学术人员普遍在一种名利攀比的浮躁氛围和速度竞赛的压力环境下生存和发展，“偌大的校园，竟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已成当下的真实写照，还凭什么要求学术人员“十年磨一剑”甚至“板凳一坐十年冷”呢？陈平原曾说，“即使是北大校园，大家急匆匆走路，都像在赶地铁。如果大学校园里的教授们、学生们也都没有‘悠闲’，没有不着边际的思考，没有特立独行的精神追求，那么我们就只能做一些迫在眉睫的‘职业培训’了。”北大尚且如此，其他大学又何能免俗？在短暂的任期内，大学校长们都在为推动学校快速发展而殚精竭虑，指望着能获得更为体面的大学排名和争取更多的资源；在规定的聘期内，大学教授们都在为赶论文报项目争奖项而焦头烂额，尽早拿到高职称、挂上各种头衔才是王道，谁又管生产出来的是不是“学术垃圾”呢？李零也说过，大学不是养鸡场。但如今办大学，又确实像办养鸡场，不但批量生产，量化管理，还讲求速成，多快好省。在这种大环境下，产量就是王道，速度就是王道，自然就可以解释就算是进入成熟期的学术人员，也无法不凑数般地生产大量的速成品，自然也就不免“学术垃圾”满天飞，而后一地鸡毛了。

    马克斯·韦伯曾说过，从事学术工作是学人的“天职”，学人应为“天职”而努力工作，而无须额外的刺激。现在我们现有学术机制的最大问题在于太过依赖利益刺激，以至于学人们已经渐渐忘记了学术科研是自己的“天职”了。当学人们习惯为金钱和奖励而工作，而不是遵循内心的兴趣和热爱时，“学术垃圾”就会越来越多。然而，这种“学术垃圾”再多，也不会带来我国学术生产的真正繁荣。如今，我国每年产出的学术论文已达数百万篇，学术人员在国内科技期刊和国际论文的发表数量均居世界第二。然而，谁都心知肚明，“论文大国”绝不等于“学术强国”，再多的“中国制造”也比不上有含金量的“中国创造”。既然现在我们的“学术产量”已经基本不成为问题了，也是时候向提高我们的“学术质量”的方向上转型升级了。现在诸多领域都在谈要进入和适应新常态，注重内涵、注重质量已成为新常态的最重要主题。在这个时候，启动对学术机制的讨论，并为推动深化改革加把力，也可谓正当其时。之前的论战各方，可能都多少局限于表达立场，论战炮火基本都集中在何谓“学术垃圾”上了，而甚少涉及为何产生那么多“学术垃圾”这个问题。而事实上，对“学术垃圾”的生产机制作深刻的反思，可能远比给“学术垃圾”下一个精准的定义要来得更加重要。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