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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5年02月09日 星期一

    从《镖门》看“忠信”的现代性转化

    作者:李勇 《光明日报》( 2015年02月09日 14版)
    电视剧《镖门》海报。 资料图片

        电视连续剧《镖门》聚焦中国传统的走镖护镖行业,歌颂中华民族的侠义精神。但如果《镖门》只表现出这样的内涵,则和众多武侠影视剧没有区别。在我看来,这部电视连续剧最令人称道的是它提出了一个宏大命题:曾经存在于传统社会和古老行当中的价值观——比如“忠”“信”,在社会转型中以及古老行业消逝后该如何转化。

        《镖门》一开戏,便是剧中男主角、新任总镖头刘安顺为维护镖局的“规矩”而犯了众怒。曾对刘安顺有过教导呵护之恩的老镖师马镖头为捎带私货谋利,私自改变镖路而被土匪劫了,刘安顺为维护“规矩”狠心将马镖头开除,羞愧的马镖头自杀。刘安顺一直极力维护行规,不惜将个人得失与安危置之度外,用今天的话来说,这“规矩”就是职业规范。有些是书之于文牍的成文规则,有的则是从业者熟知并遵循的习惯法。中国传统社会的镖门规矩当然不是凭空而来的,它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为了这个行当长久的稳定的发展,从业者总结出的一套规范。

        “忠”是镖门从业者的立身之本。“忠”的本意并非下对上、臣对君那种妾妇式的服从,而是曾子所说的“为人谋”的忠诚态度,即“食人之禄,忠人之事”,这是有社会分工后社会成员之间产生委托关系必须遵循的道德规范。以镖门为例,镖局受了客户的委托走镖,那么必须尽最大努力维护客户的利益,即平安地将货物运到目的地或保护客户的人身安全,由此便有了一系列的行业规范。“信”对镖门来说,也是这个行当为了维护客户利益从而使镖局长久发展所必须遵循的重要行为规范,可以说和“忠”一体两面。为了能“忠人之事”,必须取信于江湖。

        刘安顺到北京城创办分镖局,初来乍到被同行算计,他出面接待瞎子岭的二当家路瑶婷。此时正是辛亥年,1906年开始的新官制推行了数年,庚子事变后袁世凯也在京津地区建立了现代意义上警察制度。师法于西方的现代警察对社会的掌控程度以及维持治安能力远非旧式捕快衙役能比。北京城巡警长贾克木决心打破镖门与匪帮的共生关系,以抓获女土匪路瑶婷为突破口而立威。而刘安顺必须维护旧有的“规矩”,保住来自家镖局落脚的路瑶婷。然而世上没有一成不变的规矩,旧规矩被打破后,新规矩能否建立,建立什么样的新规矩就至关重要。如果只破不立,或者新与旧之间没有一种内在继承逻辑,社会必定混乱。清朝亡了,民国来了,镖门曾经生存于其中的生态链断了,传统的镖行也就衰微直至消失。

        镖门不存,但这个社会对安保服务的需求依然存在。谁来代替镖门?现代社会对整个社会提供安保服务的首先是政府的警察,此种公共服务之外,还有现代安保公司提供差异化服务作补充。个人和企业享受公、私两种安保服务的质量如何,关键在于现代安保服务守“规矩”如何,即从业者的整体职业操守和相关制度的实行情况。现代警察和保安职业操守之衡量标准与旧式镖门的职业操守核心是一样的,即“忠”与“信”。如果警察不忠于法律,必然会产生腐败和渎职,那么警察乃至司法制度必然失信于民。如果私人保安不忠于雇用他的客户,他所在的安保公司也会信誉受损,进而被客户抛弃。

        传统镖门所崇尚的“忠信”与现代公私安保机构所必须秉承的“忠信”,是一脉相通、无法割断的,所体现的其实是一种契约精神。《镖门》的独特之处,正是以镖门这个独特行业为视角切入,在对“忠信”这一价值观念的现代化转变过程梳理中,传承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精神。

        (作者系影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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