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农民工讨薪 北京法院在行动

    春节前夕，从河北保定到北京打工的陈亚静，从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法官手中领到了被拖欠一年的工程款42780元。“我们一家人可以安安心心过年了！”陈亚静激动地说。

    当天，大兴法院向包括陈亚静在内的28名农民工发放了执行回来的工程款共计47万元。

    每到春节前后，农民工讨薪都是新闻热点。为了让农民工顺利拿回自己的血汗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部署，今年1月以来北京各级法院开展了追索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专项集中执行活动。在不到20天的时间里，法官们共执结追索农民工工资案件159件，执行到位金额381.4万元。

    “来京务工的农民工一般文化水平不高、家境比较贫困、法律意识薄弱、维权手段单一。加上劳资双方经济实力差距大，处理不好，极易引发群体性事件。”大兴法院副院长曹庆安认为，农民工讨薪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关系到社会和谐稳定和群众切身利益，应当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

信息网络助力找人找款

    2014年，北京某公司辞退了老李等7名农民工，并约定给予经济补偿。但约定期限过后，该公司仍拒绝给付10.9万余元工资及经济补偿，老李他们向法院提出了执行申请。承办法官多次约谈该公司负责人，向其分析利弊，引导其换位思考，但该负责人态度敷衍，甚至拒绝露面、不接法官电话。

    于是，承办法官通过“点对点”网络查询系统查找该公司财产信息，在几个小时后就得到了该公司即时的财产反馈线索。在获知该公司的银行账户余额后，承办法官立即前往开户银行扣划。随后，承办法官传唤了该公司负责人，说明了财产扣划情况，并对其逃避执行的行为进行了批评。最终，老李他们的工资和补偿金全部执行到位。

    “点对点”网络查控系统是最高法院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在银行、住建委、车管所、公安、税务等部门与法院间建立的一个网络化的信息平台。通过这个系统，法院可以对被执行人的银行存款、房产、车辆、高消费等信息进行查询，并跟进采取相应的冻结、查封、限制、处罚等执行措施。

    欠薪者人难找、款难寻是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办理中的一个难点。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大部分在建筑工地工作，建筑工程层层转包、违法分包现象普遍存在，部分农民工由亲友介绍跟随包工头打工，不了解实际用工者。当包工头亏本或未足额得到工程款时，便拖欠农民工工资，甚至有人故意以拖欠农民工工资牟利。还有些企业因经营不善付不起工资，或者公司倒闭，人去楼空。

    “有了‘点对点’网络查控系统，这些难题迎刃而解。本次集中执行活动，我们强调以信息化为支撑，在信息技术与执行工作的深度融合上下功夫，整合执行资源，加大惩戒力度。”曹庆安说。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一庭庭长龚浩鸣告诉记者：“我们充分运用网络查控系统，开通专门的绿色查询通道，对全市法院追索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依职权主动进行统一查询，有效防止了被执行人转移财产。”

强制执行加大打击力度

    小张原来在北京一家餐饮公司打工，2012年他在工作中意外受伤致残，老板一直欠着他工资和伤残补偿金4.7万多元。官司打到法院，北京通州法院的法官调查发现，该餐饮公司早已停业，住所是租赁的，现已人去楼空。

    于是，执行法官查找了被执行人银行账户。虽然账户余额微乎其微，仍予以冻结。2015年1月，该餐饮公司财务人员主动找到通州法院，询问为何账户被法院冻结。执行法官告知其案情后，这名财务人员辩称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国外，不知本案情况。

    执行法官表明了追查此案的决心，并严肃地表示，如继续抗拒执行，法院将对餐饮公司进行媒体曝光和信用惩戒。经过一天的努力，该餐饮公司和小张达成和解，现场支付了现金3万元。这起拖欠农民工工资达一年半的案件终于顺利解决。

    在另一起案件中，付某等5人受雇于北京某公司，被拖欠工资13万余元。该案立案后，北京怀柔法院查明该公司已经歇业，未实际经营，银行账户无存款，法定代表人拒绝接听电话。后经多方查找，法官发现该公司名下有一辆价值30余万元的奔驰商务车，立即予以扣押。车辆被扣押后，公司老板许某主动联系法院，表示愿意履行义务。随后，法官传唤许某来问话，对其进行了严厉批评。几天后，5名农民工终于拿到了被拖欠的工资。

    龚浩鸣介绍，本次专项行动综合运用强制执行措施，加大打击力度。针对被执行人或相关人员以各种手段抗拒执行、阻碍执行甚至暴力抗法的情况，全市法院请求公安机关协助查控的逃逸被执行人700余人，已由公安机关立案拟追究刑事责任的18人。

“黑名单”震慑老赖

    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法律工作部部长郭军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如今，企业拖欠工资问题依然存在，尤其是拖欠农民工工资。这固然有农民工自身法律意识薄弱等原因，但更多的责任在于企业用工者和政府相关部门。”

    郭军强调，对于拖欠农民工案件应当更严厉地执法，做到有案必查、违法必究，并公开曝光欠薪“老赖”。在处理相关案件中，司法机关应秉承公正司法的原则，并采用快捷方便的形式让农民工拿回工资。

    专项行动中，北京各级法院将拒绝执行或暴力抗法的恶意欠薪者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并采取相应的强制惩戒措施，取得了良好效果。

    聂某是一名外地来京的农民工，为周某的店铺安装了空调管道，因周某拒付9000余元的劳务费，聂某向北京石景山法院提起诉讼，并在胜诉判决书生效后申请强制执行。作为一名外来务工者，聂某一家收入拮据，因这笔钱被拖欠，家庭生活受到很大影响。

    执行法官收到案件后，多次找被执行人周某做工作，并提示拒不履行义务的法律风险，同时着手查询财产，但周某始终拒绝露面，对其财产查询反馈结果也不乐观。最后，石景山法院将周某纳入了“黑名单”，对其在银行贷款、乘坐飞机和列车软卧等方面进行限制。

    最终，“黑名单”发挥了作用。周某因无法购买机票而主动向法院表示愿意履行义务，于2014年年底向石景山法院缴纳了拖欠了两年多的欠款。

    “将符合法律规定的失信被执行人全部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限制其高消费、限制其出入境，能形成对拖欠农民工工资被执行人的高压态势，最大限度地维护好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曹庆安说。（本报记者 龚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