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廷根的“雷锋”

    我拖着发虚的身子，摇摇晃晃走进“依蝶”时，已经拉了三天肚子。“依蝶”是哥廷根唯一的中国餐馆，老板娘姓萧，来自台湾，她在德国打拼了三十年。也许是对德国人过分讲究细节感触太深，言谈中她流露出不满。说她宁愿房子空着也不想出租，“那些德国人可讲究啦，一会马桶要修，一会洗衣机要修，一会吸尘器要修……反正会不停折腾你。”发完牢骚，老板娘才注意到我脸色不好，嘘寒问暖之下，我只好道出苦衷：骤冷的德国六月天令我猝不及防，寒气侵身，狂泻不止。老板娘立刻表现出对同胞的关爱，索性抛开墙上贴的菜单，直接问我想吃什么，说可以让厨师单独做。我用双肘在柜台上支着微颤的身躯，开始与她一同畅想各种组合：豆腐面条、汤煮米饭、炒饭和面、青菜稀饭……我几乎有两天没进食，想到晚上歌德学院有一场我的作品朗读会和演讲，我觉得必须吃点清淡又“有营养”的中餐。当老板娘冷不丁报出“小馄饨煮米饭”时，我本能地觉得就是它了！老板娘颇有“雷锋精神”，只收了我米饭钱。当我端着“营养餐”，一屁股坐在面对大街的橱窗前，桌上一沓传单映入了眼帘——上面印着我的头像、朗读会与演讲的时间地点等。面对我好奇的询问，老板娘不得已道出事情原委。原来哥廷根大学派出一些研究生，到哥廷根一些有特色的餐馆，为我演讲那天观众们参加的酒会“化缘”，依蝶答应届时免费提供中餐，传单是学生委托依蝶散发的。当我感谢她慷慨支持活动时，她平静地告诉我，哥廷根的餐馆为文化活动提供免费餐食，是本地微不足道的常态，“我们不支持哥廷根的文化活动，谁来支持？”不觉间，她的身份已由台湾人转回成哥廷根人，大有中国铁肩担德国道义的国际风范。

    慢吞吞吃了半碗饭，望着车水马龙的大街。突然，我注意到一辆小轿车停在了马路中央。车上的电瓶没电了，司机沮丧地把车缓缓推到路边。与此同时，另一辆小轿车悄悄跟了过去，也停在路边。两个司机打招呼时，能看出他们不是熟人。热心帮忙的司机，把车挪到车头对车头的位置，然后找出导线，连接两辆车的电瓶，开始充电。充完电，两个司机各自开车上路，分别加入了不同的车流。

    没想到这类令我感慨的事，当天晚上也落到了我头上。朗读会和演讲结束时，已经过了十点，但去哥大访学的南京大学舒也教授意犹未尽，力邀我去老街喝咖啡闲聊。这家咖啡馆小巧玲珑，空间逼仄，一行四人围着很小的圆桌坐下。小店已经坐进二十多人，只有老板娘一人打理，忙碌程度可想而知。我手上一直捧着哥大师生献的一束鲜花，进了小店，只得把花搁到座位上。点的咖啡还没上齐，就见老板娘捧着一只装着水的玻璃容器，来到身边。我以为她要给我们倒水，没想到她指着挤在座位里的鲜花说，你可以把它先放到这里面，这样花就不会枯萎……天啦，她这么忙碌居然还有一份闲心想到我的花！数年前，我在国内也有过捧着鲜花去咖啡馆的经历。花束比这次还要大，但自始至终，没见老板或店员为那束挤在椅子里“昏睡”的鲜花操过心……

    近年我养成了一到陌生之地，就浏览当地报纸的习惯。浏览了一个月，从没见报纸号召过什么公益善举，但身边的“公益善举”却比比皆是。哥大有个叫阿林娜的研究生，繁重学业之余，她不惜耗费时间和精力，组织德国学生制作咖啡和蛋糕出售，将赚来的钱捐给墨西哥的印第安农民。我曾问过哥大一些中国学生，他们是否也参与这样的公益活动，但得到的回答几乎完全一样：学业太忙，没有时间参加。这样的回答会让人以为德国学生都不务正业。其实作为跨文化专业的研究生，阿林娜能流利地说九种语言，还不包括她正在学习的汉语。

    短短一个月，德国人“公益善举”的画面，在我脑海里越积越多……记得有天早晨，我和巴巴拉、崔丽娜闲坐在汉堡旅店门口，一个德国送货员骑车闪过时，一小瓶白兰地不慎落地，啪一声，酒和玻璃碎片散落一地。就在我和崔丽娜不知所措时，巴巴拉已经起身安慰送货员，叫他只管走，说自己会来收拾地面。巴巴拉马上找来扫帚和撮箕，一边和我们说说笑笑，一边把地面打扫得干干净净。又有一次举办朗读和交流会，朗读会开始前有半小时的酒会，那天我因身体不适一人坐在隔壁教室等酒会结束。不时有德国和中国学生拿着酒和食物进来，陪我说说话。不知什么时候，坎帕斯也进来了，只见他蹲在地上用纸一点点擦拭地砖。原来他发现地上有不知哪个学生泼出来的酒。那一小摊泼在地上的酒，我其实早已看见，只是没当回事。他起身离开时，我内心顿时涌出一丝羞愧。是的，如果公益善举不能真正成为血液，那么任何所谓的提倡都只会沦为装饰门面的秀场……

生活的轻与重

    我与樊克已有五年没见。见到他时，才知道他没有给我预订旅店，执意要我去他那里住。樊克说他恰好最近不忙，可以领着我到处闲逛。白天看完慕尼黑的老街、城堡等，晚上我跟他去了一家有名的酒吧“B先生的”——他的朋友吉奥黑姆夫妇邀请我一起去听爵士乐。此B先生是来自美国的黑人爵士乐手，他白天有一份正式工作，晚上则经营自己的小酒吧。酒吧不大，可以坐三四十人，常有乐队来演出。我十分诧异，整个酒吧只有他一人，他既是老板、调酒师、收银员，又是服务生、洗碗工、清洁工，件件事情做得有条不紊，从容不迫，脸上永远挂着微笑，令我感慨效率之高。在国内时，常见类似的小酒吧，至少需要三人打理。

    两人刚刚坐定，吉奥黑姆夫妇就探头进了酒吧。吉奥黑姆个头很高，他读过我小说的德文译本，所以，一直问我还有什么作品译成了德语。海阔天空闲聊了一会，我对他们的生活渐渐产生了兴趣。吉奥黑姆夫妇有三个孩子，其中一个有精神疾患，都正在上学，但夫妻俩常晚上或假日撇开孩子，外出听音乐、与朋友聚会、参加各种活动。我把话题聚焦在他们与孩子的关系上，问他们把孩子丢在家里放心吗？这本是困扰中国父母的问题，一般有了孩子，中国夫妻就很少单独外出，找寻浪漫的情调。没想到他们夫妻各给了我一个答案。妻子说，孩子哪怕有疾患，也需要独立成长的空间，不独立孩子不会成人。吉奥黑姆说，如果夫妻一直只和孩子们纠缠在一起，一旦孩子大了，夫妻就很难适应两人世界，如果没有两人世界，婚姻的意义又在哪里？婚姻只是为了繁衍？他们不敢相信，一对正常的夫妻有了孩子，就不再经营夫妻感情。此话不假。我在德国境内漫游时，满目皆是德国夫妻经营感情的证据。也许年轻男女当众接吻，在中国也不算稀罕。可德国中老年夫妻的表现，一点不逊色于年轻人，除了接吻，不忘抚一抚对方的背，牵着对方的手，不时搂抱一下。如果是夫妻重逢，他们在车站或机场的搂抱，简直感人至深……一次我坐火车去法兰克福，身边一对已入耄耋之年的夫妻，平均每半小时就彼此吻一下，吻完会朝我微微一笑，仿佛是感谢我理解他们情深意笃的举动。

    B先生的酒吧演出中间，常插入一刻钟的休息，我们就不时走出热闹的酒吧，把话题搬到门外街边。我打量着满街酒吧门前诸多的中年夫妻，蓦地有所醒悟：中国夫妻一旦有了孩子，两人就不再单独外出，恰恰与没有养成情感表达习惯有关。这种不表达的“冷漠”习惯，渐渐异化了他们的关系。他们能忍受的婚姻其实质量很低，任何事都能堂而皇之地挤占两人世界，孩子、父母、工作、挣外快等……仿佛夫妻情感只有为这一切让路，夫妻才能最终获得幸福。多么奇怪的悖论。

    那天晚上我们分手时，吉奥黑姆说了一句祝愿：希望中国的夫妻能更亲密。他用的是英语，表达得结结巴巴，不经意成了中国夫妻情感表达不顺畅的一个象征——是啊，中国夫妻什么时候能真正摆脱这种挣扎，其情感被孩子、工作、父母等彻底淹没的挣扎？

    黄梵 南京理工大学艺文部副教授。已出版长篇小说《第十一诫》《等待青春消失》，小说集《女校先生》，诗集《南京哀歌》等。2014年受邀访德，成为“中德作家交流”驻留作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