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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5年02月06日 星期五

    一位财政部长的两份遗嘱

    作者:宁新路 《光明日报》( 2015年02月06日 13版)
    吴波夫妇与身边工作人员合影
    财政部大楼

        一个人离世已越来越久了,人们却仍在怀念他,这是因为这个人的灵魂,照亮了人们的内心。“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北京三里河财政部那灰色的楼房依然如故,几十年里走了来了几十茬人,可从没停止过传颂一个人——财政部原部长吴波。

     

        今年是吴波去世十周年,财政部从部长到普通员工,提起吴波,总有一种浓浓的敬仰之情涌上心头。

     

        十年前的2月25日上午,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告别室,在简单的仪式后,送走了一位新中国部长——财政部原部长吴波。吴波生前立下遗嘱,去世后不发讣告,丧事从简。财政部尊重老人遗愿,没发通知,可自发送行的人排成长河。走完99年人生历程的吴波,静卧在鲜花、翠柏丛中。面容依然如生前那般淡然、和蔼、平静。他那面露慈祥、无苦无悲的容颜,让人感到他没有离去,只是沉沉地睡着了。

     

        “晚春蚕老丝难尽,孺子牛亡汗未消”。悼词说,吴波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为新中国的财政工作贡献了他的一生,实现了他的夙愿。这个评价,是一字千金和名副其实的定论。

     

        1983年,吴波离休之后重返延安,对自己参加革命后的生涯做了一个概括:“面完达摩十年壁,换得金刚百炼身。今日灵山问证果,此生犹愧净无尘”。他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人民,他忠实地完成了自己的夙愿。他以真诚的坚守走完了一生。

     

     

        那年春节临近,我作为工作人员随同时任财政部部长项怀诚去北京万寿路看望吴波老部长。吴老说,你们那么忙,打个电话问候一下就很好了,何必跑一趟;离休了,成了吃闲饭的人,不能给你们添麻烦啊。此时的吴老九十多岁了,虽躺在床上,吸着氧气,说话吃力,但见到老部下却一脸爽朗。他住的这房子,听说早已立下遗嘱,在他去世后交公。我当时很难理解,因为他的儿孙大多在外地,有的要在北京读书和工作,非常需要这套房子。但吴老坚决不改变他的想法。据说这是他年轻时确立的“不置私产”信念,谁也无法使他改变。很多人为此说他是不讲亲情、不合时宜的“怪人”。我真想听听他为何有这么固执的想法,但一直没机会,况且他也不让人写他。问候完他,他就劝项怀诚和其他同行者“快去忙工作吧”,生怕耽误大家更多时间。他是个怕麻烦别人的人,也是时时想着别人的人。他离休后的几任秘书几乎无事可干。吴老无论在职和退位,对人都很亲和,他挤出房子来让没房住的司机全家与他住同院,下乡结交的农民朋友来家就留吃饭,还常给困难无助的老乡钱物,大家都喜欢与他来往聊天。想与他多聊会儿的项怀诚,知道吴老不喜欢这种形式,只好起身告辞。

     

        就在一年前,项怀诚收到了吴老在病重期间给财政部党组写的又一份《房屋交公遗嘱》,这让他和财政部其他领导非常感动。一年多后,吴老离世,他那两套住房,便由儿子交给了国家。这是吴老给自己一生画的最后的“句号”。这“句号”画得很圆满,它激起了财政内外一股波浪。

     

        吴波是新中国第五任财政部长,他一生追求做普通人。在晋察冀边区当“官”时,他就不吃小灶,与大家排队同吃一锅饭,并把分配给他的马匹坐骑送给伤员和最需要的人。到当财政部领导时,他仍然不吃小灶,与大家排队同吃一锅饭,并在高温季节一再拒绝为办公室配电风扇等特殊待遇,和大家同熬酷暑。因他没有“官架子”,大家很少叫他部长,而称他“吴老”。他喜欢别人称他“吴老”。

     

        吴老从新中国成立初期进北京当财政部副部长,直到离休,一直住在分给他的北京市西城区大酱坊胡同几间年久失修的旧平房里。他住在拥挤的平民区,胡同开不进车,墙上裂着口子,夏天没有空调,洗澡用铁皮简易浴缸,生活条件简陋。几次分新房,尤其是他当财政部部长后,组织上又给他安排了部长待遇的房子,可他都让出去了,他说住平房习惯了,实际上也是舍不得离开这里的街坊邻居。

     

        吴老晚年分配到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两个单元的住房。当时财政部楼房不够分,吴老坚持要把分给他的房子让给别人,可组织和家人考虑到平房条件太差,他年事已高,住楼房对他方便一些,就没有听他的。他在再三推不掉的情况下,只好住进这套楼房。后来房改,可用较低价格购买,他却不买。他说:“我参加革命成为一个无产者,从没有想过购置私产留给后代。”

     

        这个愿望,是他年轻投奔延安革命队伍时确立的。他在延安被错误关押审查近三年之久,身心受到极大折磨,他不仅没有丧失共产主义信仰,反而更加坚定了他放弃自我、一生做无产者的决心。“文革”时期,他被打倒并下放改造,也没有放弃跟随共产党的决心。他参加革命时的这个初衷,虽经过了几十年的世事沧桑、风风雨雨,却一丝一毫也没有改变。到了晚年,他对“一生无产”这个初衷的实现,心情越发迫切了。

     

        那年,年高85岁的吴波病重住院,他感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差,有点着急立遗嘱了。出院后的一天,吴波让三子吴威立和秘书王沈京等人张罗立遗嘱的事。他开了一个家庭会议,请几位秘书作为立遗嘱见证人。吴老提出,他去世后房子交回财政部,家庭成员一致同意。他口述,让吴威立记录,留下了交房遗嘱,并把这份遗嘱送交给了财政部。

     

        遗嘱

     

        我参加革命成为一个无产者,从没有想过购置私产留给后代。因此,我决定不购买财政部分配给我的万寿路西街甲11号院4号楼1101、1103两单元住房。在我和我的老伴邸力过世后,这两单元住房立即归还财政部。我的子女他们均已由自己所属的工作单位购得住房,不得以任何借口继续占用或承租这两单元住房,更不能以我的名义向财政部谋取任何利益。

     

        我去世后后事从简,不发讣告、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火化后骨灰就地处理不予保留。

     

        立遗嘱人:吴 波

     

        见证人:王沈京、梁志义

     

        家属:吴本宁、裘企阳、吴威立、吴本立

     

        2000年10月9日

     

        这份掷地有声的遗嘱,已经有两个见证人,也由儿子、儿子的代签人签名画押,按理说房子交公的事已经不会有什么问题了,吴老似乎放心了。两年多后,吴老年事已高,多病,也经常住院,他对去世后房子交公的事又放心不下了,同时他感到还有一些意愿,需要给财政部领导交代一下。他又写了第二份遗嘱。这份遗嘱,他直接写给了时任财政部部长的项怀诚。

     

        怀诚同志:

     

        我的后事请按我的遗嘱办理,一切从简。

     

        我在遗嘱中要求我的子女不要向财政部伸手,也请部里不要因为我再给他们任何照顾。在我老伴邸力过世后,我的住房必须立即交还财政部。财政部也不要另外给他们安排、借用或租赁财政部的其他房屋。他们有什么困难,由他们找自己所在的工作单位解决。

     

        我指定我的三子吴威立做我的遗嘱执行人,由他负责和财政部联系。

     

        顺致问候

     

        吴 波 

     

        2003年1月26日

     

        面对吴老的遗嘱,项怀诚部长心里一股热流往上直涌,他瞅了许久这份遗嘱,感动着,思索着……

     

        这第二份遗嘱和第一份遗嘱一样,在财政部党组成员中引起了赞叹。党组成员钦佩吴老的高尚品格,对吴老的意愿,只好选择同意。大家明白,按照吴老的遗嘱办,就是对他的最大理解与敬重。

     

        2005年2月20日,吴老平静地走完了99年人生。2月25日上午,家人在八宝山送走了吴老。办完父亲丧事的吴威立,挂念着父亲的遗愿,就在那个下午,趁家人比较齐,召集兄弟、侄儿,也请了父亲的秘书和身边工作人员开家庭会议,研究办好父亲遗嘱的事,形成了一份详尽的《家庭会议纪要》,将遗嘱中的安排,逐条逐人地落实了下去。吴威立又写了一份《交房申请》,请父亲的秘书送到了财政部,表示“我父亲交房是个人的意愿,不是国家所提倡的事,因此也不要宣扬。我们兄弟都已买下了本单位分配的住房。代父亲上交这两套住房,是出于子女们对父亲的尊重,完成他的遗愿。”

     

        这份《交房申请》送到部长助理王军手上,王军又一次被感动。几年前,吴老写给财政部领导的两份遗嘱,就让他非常感动。他从吴威立写的《交房申请》的字里行间再次感觉到,吴老的高大和他家人的高尚。王军清楚,虽然这是吴老的私产,但他和家人都以极其认真的态度坚持交公,他只有按吴老遗嘱办,才是对老领导最大的尊敬。他马上批示了相关部门照此办理。

     

        吴老“走”后,有人对吴威立说,按规定老人的房子你们也可以不交,而且这个黄金地段的房价涨到了好几万一平方米,两套房要出售,至少能卖近千万。面对这样的大利,吴威立和他的兄弟们没有动心。依照父亲的遗愿,在吴老去世三个月后,吴威立很快整理搬走了万寿路两套房的东西,把钥匙交给了财政部有关部门,并让出具了收条,实现了父亲交待的,“走”后房子交还国家,“我是一个无产者”的愿望。

     

        吴波没有大额存款,因为他把大部分收入都用来帮助了别人,留给后人的仅有3万元的积蓄。这笔钱除了付丧葬费和儿子搬出公房等费用外,几乎没有什么剩余。

     

        不沾一“尘”地来,不沾一“尘”地去,他要让自己的灵魂不沾尘灰,这是吴波追求的人生境界。吴波实现了他的人生夙愿。

     

     

        一个人的精神高度,就是一座高山,那是由无数沙石凝聚而成的,而每粒沙都有它的故事。吴老以一生追求无产,给自己人生画上圆满的“句号”,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他精神高山的自然形成。他的精神高山,是由日积月累的水晶、珍珠和金子组成的。

     

        吴老年轻时代追求真理执着而不舍,在旧军阀部队里,几次宁可丢掉饭碗,也不以邪恶为友,不以人民为敌;主持湖南赈灾,在随时会丧命的危险里,与贪官污吏智斗,使赈灾粮款免遭贪污,拯救了数万灾民;端着国民党政府陕西公路局长的饭碗,却为延安和共产党做事,营救了大批红军西路军。后来,他干脆放弃官禄,投奔延安加入了革命队伍。

     

        吴老几次被错误关押审查和批斗,蒙受巨大委屈,却不埋怨组织和他人,恢复财政部长职务后,从没报复曾陷害他、打击过他的人。

     

        “文革”造反派批斗吴老,逼他交待老领导的“罪行”,面对揪斗、抄家、大字报攻击等严酷折磨,他仍然敢讲真话,他说:“财政部的错,具体事都是我办的,是我吴波的错!”不管造反派如何打压,都不把责任推向上级,也不把责任推向下级,不隐瞒过错或把错推给别人。

     

        他被树立为新中国“模范部长”,虽有升迁的机会,但他在中央提倡干部年轻化时,把财政部长职位主动让给年轻有为的副部长王丙乾,为老干部主动让贤立了标杆。

     

        吴老从财政部长位置上退下来后,又有了很多闪耀光芒的故事。

     

        他常年住在裂缝掉灰的平房,在大家看来与财政部长身份不相配,有关部门多次要为他维修,还派来工程队,运来砖头水泥,“逼”他同意维修,但他怕花费国家的钱而一次又一次拒绝了。他不仅住着破旧的房子,还坐着“打补丁”的破旧沙发,自己舍不得花钱买新的,更不让公家给换新的;他吃着平民的饭菜,过着朴素的日子,不要国家给的“特供”待遇。他一生喜欢过同老百姓一样的简朴生活。

     

        他鼓励4个儿子不在优越的京城工作生活而到艰苦地方安家落户,3个儿子都安家落户在了外地,且不准他儿孙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影响谋好处,也不准儿孙利用他的朋友、熟人关系为自己办事情。吴老的老战友要把他在条件艰苦的甘肃甘南工作的大儿子吴本宁调到兰州市,被吴老知道后拦住了,他说绝不能用自己的影响为儿子谋好处。曾在北大荒开拖拉机,后自己考上教师的儿子吴本立,被领导关照去香港进修,吴老听到后给北大荒领导打电话取消了他的进修资格,进修名额给了其他教师。因为吴老了解到这是有领导对他儿子给了“特殊关照”。清华大学毕业的三子吴威立,靠自己本事就业并成为干部,在单位变革寻找新去处时,财政部成立国资局,有好心人想把他调进来,也给吴老拦住了。不但把儿子拦住了,还交待所有儿孙,在他在职、退休和去世后,不准到财政部办私事。他的儿孙从他当部长到退休、去世至今,没有人进过财政部的门,更没有找财政部的人办过任何事情。吴老当财政部长一场,他的儿孙都是一般干部和工人农民,没有一个在求职、上学、升职等事沾上他这个“大官”的“光”。

     

        他的部长用车,从不让妻子和儿孙使用,即使老伴生病上医院或落户西北甘南与北大荒的儿子远道来北京看他,即使小车司机如何求情也不让车接送,由他们自己来回打车。他当财政部长期间,多次坐车路过老家安徽也从不停留,他生怕亲情、友情与他财政部长职务沾上关系。安排他去黄山疗养,安徽省政府的小车接送他,他让秘书从他工资中支付了全程汽油费。下基层调研,不要多余的陪同,也不坐专车,与大家坐大巴去,拒绝超标准接待,吃饭付餐费。有的地方接待执意上了鲍鱼海参等高档菜,他就按时价付钱,在北京时也同样。他的工资让秘书管着,付餐费等开支,随离随付,从不耽误。付餐费,是他当财政部长时的习惯,哪次也没马虎过。吴老带财政部司长和秘书去上海等地出差,他嫌套间太贵,退了套间和秘书住单间,其他人也是两人住一间。出差不住套房住标准间,从他当部长直到离休没变过。哪怕是带老伴到阔别几十年的延安,也退了套间住标间。即使带着老伴回老家,他也不因此破例。那年已是七十多岁的吴老,唯一一次带年迈的老伴回安徽宣城老家探亲,他不要专车,不打扰地方同志,自己买车票坐长途客车回家,回到老家自己掏钱住旅馆。

     

        他不愿享受特殊补助,他把“文革”后给他的平反补助费和后来部长正常待遇的保姆补助费,全部交了党费,且常年拿出自己工资接济有困难的人,每月一半工资帮助了有困难的人。

     

        他不收礼品,也定下家规要求家人不得在任何情况下收受任何礼品,他和家人对送上门的礼品一概拒收并客气地退还,退不了的食品就按价折合退钱,哪怕一箱水果也不行。拒礼这一习惯,吴老坚守了一生。

     

     

        吴波以99岁高龄谢世,享受了人生的高寿。可他自幼体弱,是一个夜啼郎,20岁时人家说他活不过40岁,新中国成立后有一次陈云同志和他开玩笑又不无关心地说,吴波你怎么总是面黄肌瘦,像个“大烟鬼”一样。但他90岁时,体检指标都很好,秘书王沈京特意向部党组报告,对吴老要做长期打算。医院大夫对吴威立说,吴老的肾脏比很多年轻人都好,吴威立甚感不解,大夫说吴老年轻时没有大吃大喝地“糟蹋”过自己。

     

        作为高级领导干部,吴老有很多的坚守:

     

        在北京几乎不参加宴请,从不进歌厅等热闹地方,喜欢在家吃粗茶淡饭,一日三餐好坏都一样吃得津津有味。他活了99岁牙齿完好,一颗也没有坏过。他离休时月收入2000多元,2005年过世时涨到4000多元。当他知道物价上涨时,就对家人说,如生活费不够,伙食标准还可以降低一些。

     

        他总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杨雷芳照顾他十多年从没有见吴老对外人发过脾气。2004年在医院,护工不小心把他磕了一下,嘴肿了,医院领导和护工都很紧张,他淡淡地说是自己不小心,不怪别人。

     

        他从不抱怨,从不议论工作上的是是非非,偶尔涉及往事,他从不责怪别人,只讲自己的不足和失误。但对是非极有原则,那就是党的原则,人民的利益在他心中高于一切。离休后的吴波依旧坚持自己的理念,安安静静地生活着,心如止水。

     

        他安于淡泊,按惯例财政部部领导退休都保留一间办公室,而他退掉了为他保留的办公室,也从不干扰后任的工作;给他配了专车,他也退掉,且从不提出外出旅游、疗养。

     

        …………

     

        享受了近百年人生美好岁月的吴波,他的长寿不是上苍的赐福,也不是用钱能买来的,他的善良、宽阔、俭朴、淡泊、真诚等等,应当是他享受长寿人生的“营养素”。

     

     

        不给儿孙留一分钱,不给儿孙留一间房,在很多人看来,吴老对儿孙实在不通情理,难以理解。没有走近吴老,总认为他“古怪”,不合时宜。了解了吴老的内心,了解了他的风范,就觉得他不但不怪,还是一个超凡脱俗的人,思想情操高尚得让人仰望的人。他是老一辈革命家的缩影。

     

        吴老已去世十年了,他的两份遗嘱,还有他一生都做无产者、普通人的志愿,就像是耀眼的灯盏,照亮了一代又一代财政人的心田。财政部的人因有吴老这样的部长而自豪,财政人在传颂他,在怀念和追随他。

     

        每当路过万寿路,我总会注目吴老住过的那栋楼。这情不自禁的回头和张望,是因为吴老高洁的精神,定格在了遗嘱和交公的那两套房子上。

     

        (作者为散文家,《财政文学》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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