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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5年02月05日 星期四

    人物·翘楚

    戴锦华:打开天窗说亮话

    作者:李琭璐 《光明日报》( 2015年02月05日 10版)

        现在的中国电影是被太多钱噎住了。电影艺术只能与资本共舞,是事实;但如果电影成了资本的独舞,那意味着我们失去了电影。如今电影产业扩张,资本过剩,是好事;但如果电影成了资本的假面舞会,那只有死路一条。

     

        电影作为文化,电影作为艺术,原本在20世纪中叶已是不争的事实;电影同时是商品,但是文化商品。既然是文化,就必须有文化的内在逻辑,不是商品属性能简单取代。法国政府专门针对电影提出的“文化例外”,意在于此。制作电影当然有商业考量,但这宗商品卖的是文化,是艺术,不然你营销什么?不谈内容,不谈故事,不谈电影艺术,很可能满盘皆输。

     

        说这些话的人是谁?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戴锦华。

     

        她是一位老师,研究电影、文学、性别和大众文化。

     

        她的话经常被媒体引用,在网络上叫好一片,但也非议四起。

     

        坐定。戴锦华随手理了理衣服,温和地望着我,浅浅笑意。接着,她把手机设成静音。这是一个细节。另一个细节,来时的路上,我走错了方向,晚到了十几分钟,她发来了一条短信:“你在哪儿,我去接你吧。”

     

        因为这两个细节,这次采访,注定轻松而坦诚。

     

        在戴锦华看来,自由始终是相对的,行动也是修为。尽管目前的工作让她紧张、疲惫,但她依旧拥有沉静的时刻,阅读、写作,在旅途中、工作间隙,和学生们在一起时,在种种不自由中保持的思想自由,是必须,也难能可贵。

     

        大隐隐于市,如果我不算愚钝,那么戴锦华说的或许便是这个道理。

     

        “我梦想的世界里,人们尊重差异,不会用自己的标准强加于人,不会以暴力改变他人。我的梦想,是始终拥有梦。”

     

        去找戴锦华的路上,我心里一直在打鼓。

     

        听说她是一个“有脾气”的人,网上关于她的文章不少,大多是学术性论文和电影评论,有人说她冷面孔、铁面无私,也有人说她热心肠,真性情。

     

        距离2014年的国庆节只有1天了,北大校园静寂。戴锦华的办公室在靠近北京大学东门的李兆基人文学苑,一幢古香古色的中式小楼,推开石狮相守的红漆大门,抬眼一望,戴锦华正站在二层回廊旁,微笑地冲我招手。“我刚刚才搬进来。”走进她的办公室,一间有着老式木棱门窗的屋子,二三十平方米的房间里,高高摞起的书和印刷品挤满了书柜,铺满了桌子,甚至堆到了地上。除了书柜上的几张照片,房间再无更多装饰,唯有一些细节,看得出房间主人在繁忙工作中的生活品位。

     

        讲台上,戴锦华迅疾得像一场风暴,总是含着笑意,轻松而诚恳,非常骄傲。这骄傲像一束光,让她可以被轻易辨识:她是中国电影理论、性别研究和文化研究三个学科的跋涉者,是最具权威的电影评论人。

     

        戴锦华本可以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或者“巨匠”,却摒弃“深入一个领域直到成为老大”的学界“常识”,频频转向。最近十余年来,她的方向是第三世界研究,同时关注、参与新农村建设,她也自嘲地称为“已告失败的政治经济学转型”。她关心新农村建设,因为农民、农村、农业是国家、民众生存之本,也是现代化模式内解不开的结。

     

        不到30岁时,戴锦华已经被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们尊为“戴爷”,现在,她是北大最受欢迎的老师之一,每次上课都人满为患,连北大那只著名的哲学猫,也曾光临她的课堂。问及此,戴锦华说,那是她最大的荣幸。

     

        用网文里的说法,“女孩愿嫁戴锦华”,因为她几乎满足了她们对“那个他”的所有想象:会在十几个小时的长途旅程后陪你逛街,“对朋友随波逐流得完全没有原则”;也会以探询的眼光注视着你,一切了然于心悟;说话方式权威,并且,天真又决绝地,始终抱有“不成熟”的梦。

     

        但是,戴锦华是个女人。她曾自嘲:Too straight(太直接)。她曾经不知道如何做女人,因为她的一切,都太“大”了。长得太高,学不会轻盈转圜,直来直去,直面挑战。

     

        最后,我们谈起了梦想。

     

        几十年前,问及梦想,纳博科夫说:“在未来的无云的世界,建筑之间有柔软的管道相连。”这是个含情脉脉的回答。戴锦华笑着说,听上去很科幻。科幻的梦近年来正迅速变为现实。而她的梦想,是人类拥有共同的未来。“我梦想的世界里,人们尊重差异,不会用自己的标准强加于人,不会以暴力改变他人。我的梦想,是始终拥有梦。”我忽然明白,生命不仅是终点唯一、充满搏杀的漫漫长途,生命还可以是朴素的,温暖的,在洪流中守望着平等与幸福的梦想。

     

        安全感是今日世界的匮乏,但安全感的获得,必须自己去寻找和获得:比如,真实的人和人关系;比如,慢下来的、丰满沉甸的生命。

     

        尽管在别人看来,戴锦华的生命有着旋风般的速率,但对她自己说来,那是慢下来的内心节奏。是在那一场大病之后,戴锦华开始用更朴素的态度生活。

     

        “结核病以后,开始对自己没有那么高的期许,不再野心勃勃,开始理解懂得生命的单纯。濒临死亡,才懂得放自己一马,用更朴素的态度生活。”

     

        “1987年,我几乎死了。”戴锦华笑称。她没想到自己得了“传说”中的“肺结核”,一度成了此病的“专家”。

     

        如今,戴锦华仍能侃侃而谈:患病那年,全国有几十万人治而不愈的结核病病人——因为病程太长,治疗费昂贵,更有人感染的是原发耐药菌——当全世界宣布战胜了结核病时,不再有新药的开发,“而一旦染上原发耐药菌,你的命运便仍如十九世纪:等着结核菌吃光你的肺,或肺主动脉破裂而死。”她告知,生活在大城市的人,多数都曾在不知情中感染过肺结核而自愈。因为结核菌的生命极长且顽强。一口带菌的痰,足以令细菌在空中飘数十年。

     

        戴锦华在结核病院住了8个月,发现时已是“三期肺痨”,“胸片看上去极恐怖,满视野的结核病灶。两个巨大空洞,一个4cm×7cm,一个6cm×8cm。但我是个幸运儿,空洞都不是靠近主动脉。”医生认为,戴锦华从患病到全面发作已有4年的时间,但她完全没有意识到。

     

        或许是年轻时自我期许太高,“那个时代长大的孩子皮实也坚强”,进结核病院时,按照检查数据,戴锦华是该被抬进去的,“但我是自己走进去的。”

     

        戴锦华在38.4℃的体温下,毫无察觉地耐受了3年,直到会突然眼前发黑,站立不住。她曾蹲坐在路边,看着人们的脚从眼前匆匆走过,感到极端无助,“可我依然没去医院,认为不过是累。”严重的持续咳嗽,才最终被朋友拽去就医。

     

        27岁,戴锦华因重度肺结核引起多脏器衰竭,心脏不堪重负,且没有手术机会,在医生看来已是濒死。“服的药都是20世纪50年代、副作用极强的抗痨药,如果无效,只有死路一条。”她又狡黠一笑说起了自己的幸运,“得自父母的遗传,自愈能力强”,入院3个月不退烧,医生已绝望。

     

        戴锦华断定自己感染的是原发耐药菌,并开始计划自己生命最后的时间。一旦获得证实,她想即刻离院,以自己的方式度过最后的时间。但到3个月的第一次复查时,胸片显示,病灶明显开始钙化,巨大的空洞呈现闭合趋势,她是所有的病友中恢复最快的。她饱含情感地回忆着,医院走廊里传来高跟鞋踏出的清脆足音,主治医生几乎是冲进戴锦华的病房,举着胸片喊:“奇迹,简直是奇迹。”

     

        戴锦华谈到对死亡的恐惧。获知自己病情的最初1个月,她几乎被击垮了,会狂想追问“为什么?不公平。”更年少时,她曾以为自己不怕死,够潇洒,“但死亡来得如此猝不及防、直截了当,感到的是纯粹的怕”。最重要的是,27岁,她对生命有无尽的规划和梦想,却尚未实现半分。

     

        入院的第3天,一个同龄的女孩入住,两人一见如故,但4天后的傍晚,这位新朋友却突然肺主动脉破裂,撒手辞世。戴锦华讲到一个细节,极端脆弱和无助的时候:“常常是深夜,走廊里想起平车的车轮声——那是在运送死者。这种时候,每个病房会亮起灯,大家无言地坐在病床上,倾听这声音远去。那声音就像是死亡自身,无可逃脱地逼近,又远去”,“大家不知道结核病仍有如此高的死亡率,甚至完全无知于这种疾病仍然在收割生命。人们一边认定此病已成历史,而一旦你染上了这种病,仍像是‘佩戴了红字’——要承受社会的厌恶、拒绝和歧视。幸好,我很快学会了以一种黑色幽默来应对。”

     

        少年时,戴锦华固执的梦是想在身后留下一本书,死亡的突然逼近,令她“写一本自己的书”的愿望变得急迫。但当时,医院并行两套结核病疗法——最传统的基础疗法:静卧、食物;新的药物疗法:定时确保摄入大量抗痨药物,运动、包括写作或棋类绝对禁止。

     

        还好,戴锦华一向酷爱小说,来者不拒。那时,前来探望的朋友很多,带着各式补品和小说。“那几个月,我吃光一生的鸡汤、烧鸡、烤鸡、炖鸡、焖鸡……的定额。自此与鸡‘恩断义绝’,‘批量消费’了无数翻译小说。”

     

        书籍一律有借无还,因为自知还回去的书会被即刻丢弃。状况稍好,戴锦华便恢复读理论。“那时集中读后结构、后现代理论。每本书都被不同颜色的荧光笔画得五彩缤纷。所谓‘语言学转型’大概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完成的吧。”

     

        医院里,每周的常规节目是测体重。体重的增加是令人欢欣鼓舞的好消息,因为肺结核是消耗性疾病,“用护士的说法是,体重增1斤,肺上空洞未必长1毫。”当时戴锦华身高1米75,体重只有45公斤,“风都吹得倒”。

     

        8个月后,戴锦华空洞闭合,离开医院。“结核病院里入院治疗两三年是常态,我是自动离院的。”医生说,她出院胸片是入院标准,至少还要在医院躺一年。但她还是离开了。

     

        戴锦华告诉记者:“自己一生中为数不多的愧疚之一,是曾立愿为结核病、结核病人、医务人员做点什么,但至今并未有所作为。结核病以后,开始对自己没有那么高的期许,不再野心勃勃,开始珍视和重新定义生命。濒临死亡,才懂得放自己一马,用更朴素的态度生活。今天,相对于青年时代而言,我已经非常自我约束,当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拒绝浪费生命在角逐竞争上。”

     

    “我喜欢面对面,人与人,生命对生命的交流方式。”

     

        比起媒体的邀约,戴锦华更愿意接受公共演讲。

     

        让戴锦华自傲的,是生命经历的丰富。她始终在走新路、学新说,见识并开拓不同的人生,“世界在不停地激变,但一个人文学者的追求,无外乎行万里路,破万卷书”。

     

        近十年来,除了本职之内的教学、科研,戴锦华深入参与了诸多社会活动:乡建、环保、绿色农业、世界社会论坛等等“一些没有利益可言,多数自掏腰包或捐款的活动”。

     

        有很多个第一次让戴锦华难忘。第一次给农村妇女小组讲电影,第一次给打工的孩子讲文化,第一次为大学生支农调查做培训,令她感动而印象深刻的是,他们当中从没有人说听不懂。

     

        记得给农村妇女小组讲电影,课后一位中年妇女竟当面引用了戴锦华整段的话,“几乎一字不差”。这让她吃惊不已,“‘看不懂’‘听不懂’的批评追了我一辈子。那原来是一种‘姿势’。我深知,我对他们的生活没有什么实际帮助。但我希望能和他们一起重新发现和定义人的、生命的尊严和快乐的意义。”戴锦华希望和他们一起去探讨生活、生命的价值。

     

        “我做我心安。”戴锦华说。

     

        戴锦华给自己画了一条线,用来区隔这些活动与自己的学术生涯。她说,自己的学术当然极大地获益于这些经历和经验,“对于一个人文学者说来,没有无用功”,但她拒绝将其作为某种表演或资本。

     

        这十多年来,戴锦华同从事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文化研究的朋友一起参与第三世界(即亚非拉)考察之中,做深入的社会调查和学术交流。此前,她到过许多国家,但活动大多是集中于大学校园。第三世界国家的“田野”为她打开了迥异的视野。

     

        “那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学术交流,当然更不是旅游。”往往,一行数人的飞机抵达首都,即刻出发前往腹地,“山区、农村或贫民窟……”

     

        戴锦华给我讲起类似的经历:在墨西哥,驱车数万里的收获;在委内瑞拉,颠簸在山崖边泥泞路上的“惊险”;在秘鲁,坐在摩托车后座上,在杂草丛生的小路上行驶半小时后,是一个小时的徒步山路。到了农民家中,“房子是用小树棍搭的,完全无法遮风避雨。外面大雨,里面中雨。”主人一句话:要不要上我们地里看看?接下来,是亚马孙丛林里一个小时的翻山越岭。炎热、尘土、荆棘,女主人手持砍刀在前头开路。

     

        对于这些,戴锦华却不觉得苦,“我热爱的方式,是走异乡,行异路,寻找别样的人们。现在,我敢说自己有世界视野,有某种把握对世界性问题发言。因为我的参照不只有欧美,还有广大的第三世界。但我依然警醒的是:太多的事情、太多的世界,我不知。”

     

        在第三世界国家,戴锦华常常会感动于那些“穷,但完全没有穷相”的人们,衣服上满是补丁,但洗得干干净净,理得平平展展,感动于他们不一样的价值和精彩的人生。譬如,拉丁美洲的游击知识分子。今天在大学里任教,明天可能深入丛林打游击,再以后可能从政,甚至竞选总统,同时还可能写小说。如此丰富和多样的人生,对于如今的我们,难于想象。

     

        在最穷困的地方,戴锦华的相机里,记录下了美丽而善意的微笑。在非洲,她曾看到那些无望的城市和农村,没有资源,没有工作机会,充满暴力、政权更迭。“这时,你就会知道什么叫全球化”:联合国记录中最穷的国家,赤膊的年轻人坐在路边,但穿着肮脏破烂的牛仔裤,喝着可口可乐;在深山里,看到步行的妇女头顶大包购物归来,边走边打手机。“全球化没有外部,但却没有令卷入其中的多数人获益。”

     

        经历着中国的巨变,戴锦华选择行动与行走。她在寻找突破,关于知识的突破,想象的突破。她说,自己近几年在思考一个很玄但是很真切的话题:未来,文明的未来,中国和人类的未来究竟是怎样的?

     

        在印度农村,戴锦华曾造访村民选举大会,午饭是手抓饭,“没水洗手,也不会抓,但真的饿了”,菜汤在黑黑的手上趟过,冲出一道道白印。她也说起喀拉拉邦农家的好客,每家一块甜且腻的油炸食品和一杯浑浊的奶茶,不加奶时,可以看到絮状的悬浮物,她接受并喝干。当然,旅行的必备有黄连素,或者干脆就是大蒜。

     

        “成功和失败是单一价值观的世界施加于所有人的暴力,但女人可能面临得更多,仅仅因为她是个女人。”

     

        戴锦华常常冒犯“常识”。她认为,今天世界的大问题是价值单一,追逐成功,所谓成功又只能折算为金元数来衡量。常有人说,世界像一架向上开放的梯子,爬多高取决于你的能力和机遇。但戴锦华更喜欢另一个比喻:今日世界的游戏是一场永无终点的马拉松,起点处千军万马,但越来越多的人被甩下来。

     

        戴锦华成长的时代崇尚英雄,她小时候几乎没有什么性别意识,17岁时的她,作为学生领袖叱咤风云。那时,她认为生命该是大波大澜,充满戏剧性的。最消沉的时候,她会喜欢这样的句子:我们在历史中学到的,正是我们从未在历史中学到任何东西。

     

        尽管如此,戴锦华生命的基调是拒绝悲情,拒绝自怜。生命平凡也广阔,人始终可能拥有并坚持自己的选择。

     

        戴锦华说起她读到的一本德国童话,一座安详宁静的小镇上出现了一群灰衣人,他们建起了“时间银行”,鼓励大家节约时间,储存生命,高效率生活。但结果却是开始节约时间的人们发现时间越来越不够用了。他们开始吃快餐、疏远了亲人朋友、自己变得焦虑不安。直到人们发现那些灰衣人根本没有生命,他们靠吸食、消耗他人存入的时间生存。人们摧毁了时间银行,以更多的时间享有生活,陪伴亲人,而后发现工作更快乐,生命也更充实。

     

        现在,戴锦华活得越来越率性。她笑着说,好处是“追求一种率真的生活”,坏处也可能是自我放纵。她允许自己不断地处于某种沉溺状态,把其他一切置之脑后。

     

        40岁后,戴锦华开始拒绝deadline(最后期限)文化,拒绝约稿,并因此而“声名狼藉”。愿意的时候,她也会彻夜工作,因为那是快乐,但她拒绝——预支或切割生命。哪怕跟所谓的“成功”相悖:为了自己的本心和初志,她有准备,成为失败者又何妨?

     

        “成功和失败是单一价值观的世界施加于所有人的暴力,但女人可能面临得更多,仅仅因为她是女人。”

     

        男权与性别的不平等是无所不在的。戴锦华说,她为学生推荐工作时,对方第一句话往往是女生免谈。各类遴选中女性比例越来越不能得到保证,可每度修法都伴随着“中国妇女解放是不是太超前”的议论。法律意义上男女平等,在现实生活中落差越来越大。

     

        “王安忆,中国当代最好的女作家,或者说最好的作家,在小说中塑造一个挣扎着突破灵魂的困顿作家形象时,也会赋予它一个男性的角色。她小说中唯一的女性写作者不过写写日记,还在结婚时当作笑谈,付之一炬。”戴锦华说,女作家在现实中往往大胆勇敢,无视规范,但写作中她们却只能屈服于文化、书写规范。

     

        戴锦华曾在《生为女人》中写过她少年时代从小说中获得的欧洲梦,“做女人何其快活——有人开门、接大衣,承受怜香惜玉的卫护,周末人人相邀,且不付分文。”随着年事见长,她看到了也体认了更多的东西。曾经,戴锦华的三个女友——都是欧美教授,接连坠入情网,并快乐地告诉她遇到了意中人。

     

        但一段时间后,这几个人却陷于失恋。那些男人——她们的同行、同伴极端戏剧性地离去:一个午夜时分从床上起身直接离去,一个周日清晨扔下手中的割草机出走。理由是,他们需要经历成长,他们还吃不准自己能否面对婚姻。但不久,其中的两位又闪电般地成婚,都是跟社会身份、阶层比他们低的女性。

     

        这些故事对戴锦华来说意味深长:男权的存在,并不始终采取迫害与侵犯的方式,更以选择和放逐的方式来“审判”。

     

        “认知现实、接受自己,因此非常重要。”戴锦华13岁时就已1米73,满耳朵都是“长这么高以后怎么嫁啊”的声音,以及对她行为“男性化”的责难,这让她的少女时代充满困惑。“我也曾很自怜地感到自己备受伤害和排挤,现在看来依然真实,但我意识到如此深的伤害,一半是因为我自己在帮忙——我在内心深处认同他们的责难和标准。”

     

        戴锦华最早在女性主义的著作中读到了身高与权力的论述,这让她明白,这不是她个人的遭遇,更不是她自己的错误。遭受偏见可以有两种办法应对,一种是反抗,但她认为更好的办法是置之一笑。现在,戴锦华非常坦然,她很清楚自己是一个优秀的女人,她拥有女人内心的和外在的全部财富。

     

        “智慧、情感与仗义,是女人特有的品格和财富。”女人丰富的情感令她对世界保持着敏感、犀利的观察。她们多样的生命经验,令她们获取生命的智慧,令她们对世界保持着不同的思考。也许重要的是认知自己,从常识中解放自己。

     

        戴锦华喜欢说,女人最仗义。仗义被视为男性的美德,事实上却是女性独有的品格。男性被深刻地绑定在权力结构中,以至于利益考量成了本能。只可惜女人的仗义多数为男人——戴锦华笑着补充。

     

        戴锦华说,直到今天,多数人仍认为女权主义的意义是与男人为敌,或意图取而代之。而事实上,女权主义是一种与男权截然相反的逻辑,不是规范,而是差异,不是压迫,而是包容与互助。它让我们在了然女性遭遇困境的同时,了然于男权的僵局。“在这点上,我很老旧,我依然相信爱。不是爱情神话,而是人与人的相互需求与依存。”

     

        相伴相守,相互维护,相互包容,才能“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不以规范来否定自己,也不以规范来改造他人。“有了这一切,”戴锦华笑着引证:“婚姻是一次冒险,但值得一试。”

     

        “爱情,是一份强烈的、也许是带有生物性的情感,但要维系爱的连接,令爱更生,是智慧的范畴。”度量亲密关系中的距离,不仅需要心也需要脑。不测试爱,不索取表白,去体认,去理解,去原宥、包容。穿越生命的意义是获得智慧。当一个女性步入老年,她能够、也应该成为一个智者。

     

        末尾,戴锦华又不经意地提起那场病。死亡的临近让她理解和把握了生命的朴素和单纯。因此得到命运的眷顾,在30岁上嫁给她所爱的人,直到今日。她自觉幸福。在多重意义上一次次地经历生死,她放弃了张狂,学会了感恩,同时从心所欲。事实上,戴锦华始终感激她身边的世界对她桀骜不驯的宽容。

     

        逆境总会遇到,直面,承担,受不住就大哭一场,然后笑自己,再走下去,“让时光的河流过,我接受,我认可。爱过,恨过,书写过。同时我仍然会在对不公不义的拒绝中走下去。”

     

        (本文图片为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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