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与凯恩斯著作的首个中译本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因创立了经济学上的“凯恩斯革命”而享誉世界。改革开放以来，凯恩斯的用“看得见的手”（政府宏观调控）弥补“看不见的手”（市场机制）缺陷的理论观点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那么，凯恩斯的著作最早是由何人何时引入中国的？我们在研究《新青年》杂志的过程中找到了答案。

    1921年4月，《新青年》第8卷第6号封一刊登的“新青年丛书”广告中展示了几本新书，其中有一本名为《欧洲和议后之经济》（以下简称《经济》）。该书系“新青年丛书”之一，由新青年社于1920年11月出版，作者标为英国人坎斯，译者是陶孟和、沈性仁，校阅者是独秀（陈独秀）。坎斯是何许人也？在该书第一译者陶孟和撰写的序言中附有作者英文原名John Maynard Keynes，并介绍他“是英国康桥大学王家学院的住院讲师，英国经济杂志的总编辑”。由这些信息可知他就是后来举世闻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经济》一书英文原名为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通行的译名为《和约的经济后果》），被公认为是凯恩斯的成名作。根据我们的检索和研究，1920年“新青年版”《欧洲和议后之经济》应该为迄今发现的凯恩斯各类著作的首个中译本。

    “新青年丛书”绝非一般的出版物，而是1920年成立的中共上海早期组织在宣传上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1920年6月中旬，中共上海早期组织在上海《新青年》编辑部成立，决定将《新青年》转型为党的机关刊物，并成立新青年社作为出版发行机构，其首要工作就是出版“新青年丛书”。可以说，新青年社翻译出版的“新青年丛书”（共八种）是中共红色出版事业的第一批图书，其中包括《社会主义史》（第一种）、《社会主义讨论集》（第二种）、《俄罗斯研究》（第四种）、《阶级争斗》（第八种）等，均是介绍马克思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的书籍。然而作为“新青年丛书”第六种出版的《经济》一书，却似乎与马克思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理论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出人意料的是，中共上海早期组织非常重视《经济》一书的翻译出版，陈独秀不仅请陶孟和、沈性仁翻译，而且还亲自校阅该书。这是“新青年丛书”第一批八种书籍中，唯一一本陈独秀亲自编辑校对的书。为什么中共上海早期组织如此重视翻译出版凯恩斯这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著作呢？

    第一，这与该书原著的写作背景及其时代价值密切相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凯恩斯就以英国财政部首席代表身份参加了1919年巴黎和会。在参与谈判签订《凡尔赛和约》的过程中，凯恩斯认为英、法、美等战胜国拟定的和约草案很不公平，根本不可能确保战后的世界和平。在他提出的一些实质性修改建议被拒绝后，凯恩斯愤然辞去了英国财政部的职位，并在《凡尔赛和约》正式签订前于1919年6月初离开了巴黎和会。随后，凯恩斯“满怀激情地”创作了该书。1919年12月在英国出版后，顿时轰动欧洲乃至世界，正如《新青年》广告中所介绍的“现在再版十几次，译成九国文字，是欧洲最近出版界极有价值之书”。

    《经济》一书的基本观点是：在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各国不论胜败与否，均遭战火摧残，损失惨重。但是在巴黎和会上，英、法、美等战胜国没有意识到当务之急是重建欧洲经济，而是将战败国德国的战争赔款作为和会的中心经济议题，并且因为分赃不匀而明争暗斗。为了惩罚德国，战胜国不仅向其索取巨额赔款，还企图从外贸、金融、资源等方面限制其恢复与发展。这种做法极其危险，不但不可能确保和平，反而可能带来新的战争。凯恩斯在书中预测，由于赔款压力过大，经济发展又受到压制，《凡尔赛和约》将激起德国强烈的复仇情绪，英法等战胜国最终将受到报复。后来的历史发展与凯恩斯的预测惊人的相似。巴黎和会后仅2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

    中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国人曾经对巴黎和会和战后的国际秩序寄予厚望。然而，在巴黎和会上，中国的合法权益被列强无情出卖给日本的事实给了中国人一个残酷的教训，五四运动的爆发标志着中国人民开始觉醒。对于陈独秀等先进中国人而言，尽管凯恩斯本人并非马克思主义者，但是《经济》一书从经济学角度出发，在一定程度上客观揭露了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种种弊端，对于帮助中国人进一步理解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本质属性具有某种启蒙作用。与此同时，该书极其生动地描述了西方列强在巴黎和会上因为瓜分世界分赃不匀而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种种丑态，可以成为中国人进一步认清帝国主义者真实面目的辅助教材。因此，中共上海早期组织翻译出版该书，客观上有助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第二，中共上海早期组织如此重视《经济》一书的翻译出版，除了该书自身的价值之外，还与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对该书原著的高度评价有关。凯恩斯的原著《和约的经济后果》1919年12月在英国出版后，受到了列宁的高度重视。在1920年7月于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作了《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后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剖析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为了证明资本主义矛盾全面尖锐化，列宁在报告中多次（笔者统计多达23次）提到凯恩斯的名字，并多处引证了“凯恩斯《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这个“特别有价值的经济材料”当中的一系列数据和观点。列宁“综合摘引”该书中的数据后指出，在一战结束后，“只是美国在财政上是绝对独立的……世界上其他强国都负了债”，“这一点连凯恩斯那样一个在凡尔赛谈判中历尽千辛万苦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尽管他有捍卫资本主义的坚强决心，尽管他对布尔什维主义深恶痛绝……这个事实说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结构’正在全面瓦解”（《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9页、212页）。列宁的结论是：“如果一方面，群众的经济状况已经到了不可忍受的地步，另一方面，像凯恩斯所证实的那样，在极少数势力极大的战胜国中间，瓦解已经开始而且正在加深，那么，十分明显，世界革命的两个条件都正在成熟。”（《列宁全集》第39卷，第214页）可见，凯恩斯的这本书对于列宁科学地剖析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鼓励各国的革命政党利用这个危机来进行革命斗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也从一个侧面再次证明了尽管并非凯恩斯的主观目的，但他的这本著作在客观上的确起到了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进行揭露和批判的作用。

    当时，共产国际是一个组织严密、高度集中、效率极高的组织。它制定的战略、方针、政策等会迅速传达给各个支部（即各国共产党组织）。中国共产党虽然在1922年才正式加入共产国际，但是众所周知，自从1920年春维经斯基来华起，共产国际就与中共（早期组织）发生了十分密切的关系。现有的资料可以证明，共产国际二大的会议文件在大会闭幕后不久就传到了中国，陈独秀代表中共上海早期组织于1920年9月在《新青年》第8卷第1号上发表的《对于时局的我见》就已经体现了列宁刚刚在共产国际二大上提出的东方革命理论。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陈独秀等中共早期领导人在当时也已经了解到列宁在共产国际二大报告中对于凯恩斯及其著作的评价，而这也是新青年社迅速推出该书中文版，并将其列为“新青年丛书”之一出版的重要动因。

    （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湖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青年》与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12BKS013〕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