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几方砚台

    我国的砚台种类很多，除石砚外尚有银、铜、玉、陶等质地的砚台，制砚历史上可溯五千年。其中尤以端、歙、洮、澄泥称四大名砚。

    我平生经眼的砚台不下千方，先是在沪杭京等旧家，20世纪80年代后，由于工作性质常出差全国各地，于是南北各地的老街、商场、砚厂、产地的新老砚无不饱览。但是虽见过那么多，而真正属于自己的却很少。加之得而复失，所剩寥寥无几。现在尚保存的几方砚台，都有其聚散的历史。

父亲的端砚

    最早属于我的砚台是父亲的遗物，是一方端砚。端砚产广东肇庆山崖间，肇庆古称端州，故称端砚，呈紫红色，即所谓猪肝色，以色理莹润、贮水不涸为佳，为砚中佳品，多花纹，以具鸲鹆眼者为上品。父亲的这方端砚，无纹无眼是普通的案头用品，椭圆型，水膛刻云纹，有红木盒，盒左上角破损。早在1952年，父亲在雁荡老家已经被划为地主。之前，我和二哥昌谷已随二姐素琛到杭州读书，母亲亦于土改前因二姐分娩离家来杭，大姐早出嫁，大哥时在沪上江湾军校，只有父亲一人在老家经受这场土改的大运动。过后，终因年老无靠和其良好的人缘得以放行杭州。父亲始于此年来杭与家人团聚，住湖墅长板巷，离二姐任教的德胜桥小学甚近。父亲来杭后精神大为放松，常常闲游杭州的旧书肆。他常叹息说，土改中没收了房屋土地，算得什么，最可惜的是被焚烧了几十箱书画、碑帖，尤其是几本宋版书及仇十洲、徐文长等的字画，真不知比几亩房地产贵重多少倍！父亲平生以写字为乐，此时他在旧书摊中买到了这方端砚，日日以旧报纸临池习字。

    1958年又遭逢城市居民下放农村，父亲因其出身及历史问题，乃以他为首全家被下放至杭郊袁家浦的草舍里接受监督劳动。在政治与贫困的压迫下，生活惨淡，这方端砚也随父亲到了农村。他还有一本裱装简陋的魏碑《马鸣寺》，他平生临摹此帖也是在书籍被焚后，在杭州的书摊再买的。碑帖模糊缺损，父亲在行间以楷书注明原版字样，重以米汤裱褙的。父亲生前有言，他去世后这方砚台和这本《马鸣寺》碑帖归我丈夫陈朗所有，以留永念。1963年端午节，父亲逝于脑溢血，当时我和陈朗在兰州，路遥而贫困未能奔丧，多年后二哥遵嘱将此二物赠与我俩。我们一直珍藏着。这方端砚随我们历经了半个世纪的苦难，阅历了两代人的沧桑，现在又随我们来到了奥克兰。

“遗失”的洮砚

    我得到的第二方砚是1961年，随陈朗自北京流放兰州时所得。60年代的兰州，连自来水都尚未普及，几条街巷合用一个水龙头。凭水票在固定时间挑水。冬日的黄河结坚冰能通卡车。陈朗的工资降到每月60元生活费，因长期病假超过6个月，工资以六折计算。30多元人民币，一家五口，再节省也不够维持。我就到煤厂门口扫煤粉，在菜场捡些菜根菜皮腌制。如此，每月还得暂借几元钱，方能度日。某月，发到手的钱除偿还临时借款尚剩13元几角。粮食是定量供应的，粗杂粮参半，买好粮食是每月首要大事。那日我出去买粮，路过西关什字，见马路边人行道上一个老人在卖什物，其中有一方洮砚。看到洮砚，我再也走不开了。这是一方名贵上品的硕大洮砚。前些日子我正和陈朗看过省轻工业厅举办的新洮砚展览，所有展品都不及这一方！

    洮砚属我国四大名砚之一，产于甘肃洮河，产石处山陡水急，采石困难，产量甚少，且曾长期停止采石。《砚石》中对它评价很高，认为是“绿如蓝，润如玉，贮水不涸，发墨益毫”。洮砚呈绿色，但也有赤紫色者。老人的这方洮砚，大如脸盆，雕琢成荷叶状，周边呈自然卷曲形，背面有叶脉、叶蒂。正面砚膛边有小块蜡黄色，绿色的洮砚以有这种“蜡黄”为名贵，有如端砚之有“鸲鹆眼”，被巧雕成一只匍匐的蟾蜍，精美绝伦。这是正宗的洮眼老坑产品，不是旧家流传，哪来此物！老人要价20元，而我所有钱钞，却只有13元！见我倾囊而付，老人欣然卖给了我。我抱着砚台，空着面口袋回家了。陈朗见了也非常高兴，只是这个月，我们没有了买粮食的钱。我想起了《儒林外史》中的朱执中，他没钱过年，又舍不得卖掉铜手炉，结果就摩挲铜手炉饿着过了一个年。我说，我们就抚摸洮砚过一个月吧！在简陋的斗室中，这方洮砚给了我们很大的乐趣和满足。

    转眼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抄家频仍，我将几方砚台与字画裹以纸板、塑料膜，置于室外走廊角的煤堆下，两年之内，凡抄家四次，所有书籍被抄运走，但煤堆下物均无恙。1967年秋，我以为险情已过，又顾虑字画受损，重新取出，将砚台置于斗室内唯一的一只书架上。紧挨着我们的大杂院就是街道办事处大院。阶级斗争激烈时，夜间能听到隔壁打人的声音。某日，几个办事处人员走到我们院子里，我们住在上房东侧仅约11平方米的一小间内，他们信步走入，一眼就瞥见了几个大砚台，高兴地说，他们写大字报正找不到砚台，就随手带走了两方，一方即是上述荷叶老洮，另一方是兰州市文化馆馆长詹乐政赠送给陈朗的长方形大洮砚，石盖，盖上刻一持笏星官像，嫌其俗气，不甚珍爱。自从这两方砚台落入街道办事处后，我日日盼望它们的归来，我还找理由进去探望过它们的下落。它们被放置在前院西厢房离大门不远处的书框上，大门洞开时，过门能见。好长一段时间，它们竟安然无恙。

    是年冬，兰州驱赶“黑九类”到农村的行动甚激烈。陈朗早于“文革”开始即被关押，此时已押赴青海边界红古农场劳动。我和孩子们，不管是作为“右派”或作为反革命家属，都在必遣之列。虽说动员，实是严令，不过是希望被遣发到一个好一点的地方而已。老“右派”袁炜告诫我：“凡有牛马的地方，必有水草，你千万不能到没有水草的地方去！”可是当时指令我去的地方是甘肃甘谷，正是没有水的地方，全村人吃的是村中唯一储存雪水的窖水，平日加锁，待牲口喝过了，才轮得到“五类分子”饮用。

    几经周折，结果我随上海女友徐乃静跨省到了陕西富平农村。她的丈夫也在押，她有4个孩子，小的正怀抱，我则有3个女孩。当时的兰州街道政策，只要哪个农村肯接纳，能离开兰州城市完成任务就好。但在临走前，我向街道提出，必须还我两方砚台，否则我必拖延日期，但最后他们只还我一方，那个精美的荷叶蟾蜍老洮砚说是“遗失”了。这虽是我早经预料到的事，但仍然带着无法弥补的遗憾离开了兰州。如此名贵的洮砚，后来我在全国各地均未再见到，至于那方星官洮砚，至今仍存杭州我的书斋“芷阁”。

其他几方好砚

    1980年落实政策，我得以回城任教、当编辑。因友朋所赠或机缘巧合，又得到了几方好砚。

    其先在杭郊农村，友人曹君赠大歙砚一方，长方形，水膛为四周水沟状，前部有小方池，简洁明快，歙中上品。曹君并赠龙凤墨两锭，后因受钱君匋所赠印章、字画颇多，而作为酬谢将此两锭墨转赠钱先生。歙砚则带至奥克兰，现置案头。

    1981年在杭州龙翔桥地摊，由友人沈奇年介绍，购得汉砖砚一方。汉砖并不难得，难得的是由文人自镌有铭者才见珍贵。此汉砖砚主，为广西浔郡陈璚。此砚于1991年三女三幼回国探亲时，我们让她带给王渊为赠礼。王渊珍之、宝之。陈朗先对陈璚其人作了考证（见右文），王渊则又作了补充考证。凑巧的是1994年，我游广西桂平，见到陈璚手书碑坊，即摄影存为资料。此砚现由王渊带往德国。

    杭州友人沈奇年，与我同执贽于周师采泉门下，有同门之谊。他曾以反革命罪劳改19年后，甫得自由，不幸于1987年惨遭车祸，吾师采翁在其墓志铭中称颂他“虚心好学，颇富文采，一生坎坷而胸襟坦荡，清贫自守，乐于助人，不惑之后又执贽门下，冀得深造，生平酷爱典章文物”。奇年于我，颇能割爱，曾赠陈朗晋瓿一只，陈朗因名其书斋曰“瓿斋”。又赠我俩董桌一张，宋大歙砚一方，约20厘米见方，砚膛作圆形规律性水波状，宋抄手，红木架，北京古玩行家何建国见之，大呼为无价之宝，顶礼不已。1993年，友褚树青为杭州图书馆古籍部主任，是年于该馆举办善本书展示，曾借我的宋歙砚、红木笔架、红木卷案陈列于宾室，一示风采。此砚现藏杭州芷阁。

    早于1982年，我为上海吴庆洋爱女做媒，得快婿卢某，后为上海朵云轩主并书画评论家，吴老先生赠黄任十砚斋藏品歙砚为谢。此方砚台为先生钟爱物，日日置案头。砚体不大，然厚重，砚背刻铭文曰：“水之清，玉之坚，尔何来，五羊城。”下署黄任。黄任十砚斋藏品因慕名者众，赝品颇多，然此砚无论其真赝与否，均属珍贵，砚质细腻，抚之若凝脂。此砚现亦珍藏于杭州芷阁。

    1992年我又考察徽州，在黟县西递古村，购得宋歙蝉形砚一方和康熙西瓜砚一方，以棉衣重重包裹而归。1994年二女二幼回国探亲，我赠予宋蝉砚，她于1995年因往返澳洲而遗失，不知去向。

    1992年与桂林友人李长杰赴安徽绩溪，在古徽州僻乡购得明抄手砚一方及汉玉蝴蝶一枚，此明砚现藏于芷阁，此玉蝴蝶则赠予三幼，带往德国。

    1991年考察河南济水之源，得盘谷砚一方。砚产地开发于唐开元间，产济源王屋山天坛峰下盘谷泉畔，可与端、歙并列。纪晓岚在其《阅微草堂砚谱》中谓盘谷砚曰：“外梭弧磨，内发墨色，幽奇天然，疑神仙遗物。”此砚已带至奥克兰，置案头。盘谷砚呈紫色，较之端砚略淡。

    1993年我到肇庆，又得端砚一方，略呈腰形，无眼，为普通书案用物，昔包公曾任端州尹，他在离任返京舟中发现行囊中有别人所赠贵重端砚，为表清廉，沉砚水底。比之包公我当属于贪心不足者流了。此砚现存芷阁。

    1989年二幼出国前，任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史论系教师，曾往江西婺源博物馆观赏书画藏品，馆长詹永宣对她颇刮目相看，临别赠未雕琢龙尾砚石两大块，重数十斤。歙砚产品数十种，以龙尾砚为歙砚最上品，产于婺源龙尾山，文饰繁多，有金星、金花、金晕、水浪纹、眉纹、雁湖眉子、牛毛纹等若干种。二幼由江西翻高山十八跳经衢州回杭，交通不便，携带二大石颇不易，正在为难，遇到两位自广东购车回杭路经婺源，因丢失钱物，身无分文，流落异乡者。二幼助其解决膳宿，于是这两块大石与二幼本人由这两位司机亲送至杭州家门，皆大欢喜。此二石本由杭州花鸟画家、徽州人吴静初应允镌刻，未及动工，我已远赴奥克兰，现此二石，仍置杭州芷阁阳台上，栉风沐雨。

    1995年来奥克兰，想教孙辈习大字，又舍不得使用带来之宝砚，就请维明朋友、新西兰陶艺家彼特烧制瓷砚，由我设计，烧制了一套五件文房用品，计瓷砚一、水盅一、瓮口花瓶一、墨柱一、笔洗一，均青色，仿龙泉窑，颇典雅。瓷砚圆形，我在周边题铭曰：“余于京门琉璃厂见明清瓷砚 甚爱之 今请彼特仿制以慰相思 素子识 乙亥奥克兰之秋。”下彼特签名。瓷砚烧成而孙辈并不习字，闲置案头，似故国案头风貌，大慰乡愁。

    四大名砚中，我没有澄泥砚，但所见澄泥砚中以杭州徐行恭之藏品最为精美，此砚为桂馥铭刻，背面有老梅一枝，徐先生于抗战时失去，后游宦北京于地摊中重见，故改书斋“竹间吟斋”为“还砚斋”。澄泥砚是陶砚，以绢袋置于汾水中，来年取出，泥沙之极细者已入袋中，加入黄丹，做成砚坯，阴干、刻制、熔烧而成。紫色而坚，铿锵作金石声。柳公权在《论砚》中，将它列入名砚。

周素子

    女，浙江乐清人，1935年出生，福建师大艺术系毕业。曾在大学教古代文学、古代汉语，《风景名胜》杂志终身编审。1995年移民新西兰，任新西兰《新报》编审、新西兰汉学会会长。主要作品：《老家的回忆》《周素子诗词钞》《晦侬往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