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经济新常态适应经济新常态

    当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到以中高速、优结构、新动力为主要特征的新常态。准确把握新常态必须回答好两个问题：一是科学判断经济增长潜力，探明中国经济的“底”在何处；二是重新构筑经济增长动力，寻找未来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从本质上来讲，经济新常态是一个发展方式的转变问题，是增长形态的跳跃问题，是动力机制的切换问题。

    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内涵，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以年均10%左右的增长速度，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转变。但是，中国是在转型背景下对发达国家的追赶，也付出了高污染、高耗能以及牺牲居民福利的代价。目前，广大人民群众对生活质量的诉求日益迫切，倘若继续把发展简单化为增加生产总值，一味追求生产总值的增长而忽视持续健康发展，忽视居民福利乃至生存环境，那么这样的增长模式不仅难以持续，也最终会失去民心。我们要认识到，中国经济新常态，是从追求增长速度向追求发展的稳定性、持续性和全面性战略思维的转变，本质上是发展方式的转变。

    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实质，是经济增长形态的跳跃。经济增长表面上表现为要素的积累和投入的增长，但背后是资源优化配置，产业结构持续演进的动态调整过程。当前，从生产资源的产业配置来看，一方面，钢铁、水泥等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占用了大量生产资源，集聚了巨大的经济风险；另一方面，养老、医疗、教育等行业社会力量进入不足、竞争不充分，导致社会资源严重错配，影响了整个经济的效率。以前，我们依靠投资拉动增长，高投资高增长是经济增长的一般形态。今后，我们依靠创造驱动经济增长，“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和“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是经济增长的一般形态。所以，新常态的实质是旧增长形态到新增长形态的跳跃，是传统增长形态到现代增长形态的跳跃，是粗放式增长形态到集约式增长形态的跳跃，是经济增长的低级形态到高级形态的跳跃。

    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关键，是经济增长动力的切换。经济增长归根到底要依靠技术进步。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过于单一，经济发展的不稳定、不全面、不可持续问题伴随我们改革开放的全过程。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的不断攀升，原有的动力机制已不能适应我国未来增长的需要。“换挡”需要松“油门”。发达国家的历史表明，每次重大的技术革新后，不是经济增长迅速提速，而是生产率的短期下降。我们要认识到“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是经济增长“换挡提速”的必然过程，是经济增长动力机制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的必然过程，是经济增长动力由一元向多元转变的必然过程；还要认识到“换挡提速”过程中操纵不慎出现“熄火”的风险，定力要强、心态要稳、动作要准。

    新常态，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抓住机遇，赢得挑战，关键在于如何适应新常态。我国目前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既受到国际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影响，也受累于自身的体制性问题。要化解短期困难，为改革赢得时间、空间，就必须在科学认识新常态的基础上，积极适应新常态。

    在发展理念上，要树立以增长促发展、以发展促增长的发展观。习近平总书记在G20峰会上提议加大对发展问题的关注，树立以增长促发展、以发展促增长的发展观。将增长与发展统一起来，这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对经济发展规律认识的新概括、新升华。增长并不等于发展，发展是增长的目的，增长是发展的手段。没有增长就不可能有发展，但没有发展增长也不可能持续。长期以来，一些地方片面将经济增长等同于经济发展，一些领导干部盲目崇拜GDP，这种认识迷失了经济增长的最终目标，即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因此，积极适应经济新常态首先就要抛弃狭隘的发展观，真正确立以增长促发展、以发展促增长的全面的发展观，推动经济发展方式和发展路径作出相应调整。

    在发展思维上，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强调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既是对过去几十年发展经验的高度概括，也是新常态下处理各种问题必须树立的发展思维。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一直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问题。市场体系的建设和完善，产权的界定和保护，以及市场失灵缺陷的克服都离不开政府的权威，没有有效的政府保障，市场就无法正常运转。而在市场能够充分发挥决定性作用的竞争性领域，政府这只有形之手不能伸得过长，更不能替代市场作用。只有政府与市场共生互补、各司其职，经济活力才能得到有效释放，多元化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才能真正建立。

    在发展战略上，要立足长远、着眼当前。经济新常态是要改变旧有的经济运行机制，在新的增长动力正在形成之际，不仅增长的波动成为可能，而且影子银行、产能过剩、债务负担等潜在风险积聚，实现稳增长的任务更加艰巨。所以，在发展战略上，必须要有长远目光，在各种新矛盾新问题新挑战面前沉着冷静、积极应对，忍得住阵痛。同时，也要着眼当前，充分考虑到“三期叠加”阶段特有的阶段性风险，为可能出现的各类困难做好预案，为困难群众兜底线救急难，缓解改革产生的阵痛。

    在发展政策上，要坚持区间调控、定向调控、预调微调。当前，国际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大，各种矛盾交织。中国在宏观政策上，需要综合考虑国内与国际经济形势、经济结构与经济周期，既要保持政策连续性又要考虑决策灵活度，既不过分强调需求刺激又不盲目抵制扩张政策。一是在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的同时，必须守住增长和就业的底线，不能失速太多；二是宏观政策保持灵活性，在外部形势变化时，及时做好政策调整准备；三是创新宏观调控工具，摒弃传统的凯恩斯总量调控思路，着重从结构性问题入手，补短板、添后劲，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向中高端水平迈进。改革开放的历史和实践说明，微观主体更活跃、市场活力更旺盛的省市往往也是增长质量更高、发展后劲更足的地区。为此，深化改革、政府转型必须立足于增强微观经济的活力——只有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全面搞活微观经济，才能助推企业顺利度过结构调整阵痛期；只有让市场主体成为创新主体、转型升级主体，才能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国经济增长潜力和动力研究”首席专家、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