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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降落，缓缓滑行，停稳，王健总会迫不及待地朝舷窗外张望。一旦发现有大巴在等候，意味着要坐摆渡车，他心里难免掠过一丝畏惧。
从小就开始伺候的大提琴，双手已经难以举过头顶，乘坐摆渡车，经常要站着，手要抓住车上的把手，保持身体的平衡。对王健而言，这是一个挑战，短短的几分钟，是一场煎熬。
时空稍加转换。当王健的双手触碰到琴弦时，宛如顷刻之间注入了灵气，音乐王国的大门随之开启，音符在欢快地奔跑，乐思在安宁地流淌。
压轴登场
这是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艾萨克·斯特恩在中国》的最后两分钟——
都开始出字幕了，要结束了。
不经意间，一个小男孩闯入，旁若无人、神情专注地拉着大提琴，以音乐倾诉衷肠。英文字幕轻轻地从他的身上“滑”过，小心翼翼。
镜头推拉摇移，告诉你，这应该是一个会客室，有红地毯，有落地扇，有皮沙发，有茶几。
小男孩十来岁的模样，白衬衫，红领巾，西装短裤，凉鞋，白袜子。这身装扮，伙伴们会不会打趣“洋不洋，土不土，凉鞋里穿白袜子”。此时，他肯定顾不及这些了。他的情感，他的力气，都停驻在琴上。
椅子有点大，男孩只是坐在边沿上，或者说，他不过是倚靠在椅子上。
好了，曲子终了，还不错。小男孩爽快地起立，一个标准的少先队礼。礼毕，拎着大提琴就要走，眉目之间透着一点小得意。
镜头对准了一位外国老人，穿着橘红色上衣，墨镜挂在耳朵上，但镜框上移，镜片跑到脑袋上去了——很休闲的感觉。掌声响起，老人家似乎才缓过神来，“哇啊”一声，轻轻地拍了拍手，身体向前倾，眼神里盛着欢喜，鼓掌的频率也快了一些，也更有力一些。
镜头再抛向了男孩。他一屁股坐到旁边的椅子上，坐得扎实而安稳。扶着大提琴，望着镜头，小羞涩与小兴奋交织在他的脸庞上。
这位老人就是美国小提琴家艾萨克·斯特恩，1979年他被邀访华，以一个西方音乐人的视角打量重新奋起的中国。这部纪录片刻下了他的足迹，并斩获1981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
在中国，斯特恩见过许多有才华的人，经过很多感兴趣的事，却只对这个小男孩念念不忘，安排他在纪录片中压轴亮相。为什么？斯特恩生前被多次问及，但答案一贯的简洁：“他打动了我。”
当年的男孩，如今的王健，已经45岁了，还是有点娃娃脸，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说话的间隙喜欢用双手的食指在太阳穴点一点、揉一揉——与日本动漫形象一休的经典手势“异曲同工”。
如今，王健背着一把大提琴，在各地奔走，以丰沛的音乐才情打动世界，迎来阵阵掌声与满满敬意。
执着少年
1979年6月19日的这次演出，让王健的人生轨迹拐了一个弯儿。
回头望，也没有什么特别。王健的父亲王树棠是陕西人，毕业于西安音乐学院。就在他出生的那年被分配到上海工作，进驻样板戏《龙江颂》剧组。4岁时，他就跟着来了，但母亲依然在老家，工作调动遇到阻力。
一个男人，在偌大的城市拖家带口，又当爹又当妈。孩子顽皮，自己练琴时总是来叨扰，惹人烦。办法总是有的。王树棠把一根筷子绑在一把老旧的中提琴上作支架，以这个“小号大提琴”为礼物，送给儿子：你就玩吧。
当时，父子俩的住所只有6平方米，但王树棠给儿子推开了一扇窗——小王健迷上了这个“玩具”。王树棠不禁一怔：是个好苗子。他要扶一扶，但头脑冷静，记得“揠苗助长”的教训。父子来了一个“君子协议”，决定“切磋”琴技的时间每天只有5分钟，但这5分钟必须保质保量。
于是，兴致浓烈的小王健盼望着、盼望着，一旦那宝贵的5分钟莅临，他自然全身心地相迎，试图稳住分秒之间趟过的音符。5分钟过了，是继续“切磋”，还是上天入地般打闹，由小王健自行裁定。
王树棠尽心呵护儿子对音乐的兴趣。至今，王健也总是尽量压缩练琴的时间，“这是小时候就养成的习惯，可以培养对音乐的敏感度”。
天赋与父爱的合力作用，让王健脱颖而出。学校里注重传承中国式待客之道，贵客来访，总是喜欢组织孩子献上几个文艺节目，营造喜庆的气氛。于是，王健迅疾地成了老师们手中的一张“牌”。演出是经常的事，见过不少世面。
这一回，不过是又一次“例行公事”。国际友人来了，还是个音乐家，老师叮咛王健要认真地对待。但来者是谁，在乐坛处于怎样的一个地位，老师也无从知晓。反正好好演出就是了。也就是这份纯粹，给斯特恩一次心灵的撞击。
正是这份看待音乐的纯粹，让王健有了捍卫音乐的勇气。14岁时，他随上海音乐学院演出小组赴美巡演。在休斯敦，黎巴嫩的某团体恰好要举行一个庆祝酒会，中方送上几个节目助兴。分配给王健的是参与小提琴、大提琴、钢琴三重奏。到了现场，他才发现，所谓的助兴，就是他们要投入地让音乐飘扬起来，而人家却无所顾忌地吃着、聊着。
王健的脾气来了，奋然起身，回到大巴车上。
“音乐是个认真的东西，不能稀里糊涂地凑合，你要么不听，要么认真地听。”从小立起的观念，王健依然固守。
场面一下子给卡住了。领队慌了，前来质问。王健不为所动，痛说这是对音乐的不尊重。国际场合竟然出了这么一个犟脾气，领队哪里肯依着他的性子来。僵持之间，驻外使馆官员来了，黎巴嫩的友人也到场解围，他们都站在了王健一边。
这一次“胜利”，王健刻入了脑海。
正是这份看待音乐的纯粹，打动了另一双眼睛。时任香港大昌贸易公司总裁的林寿荣，偶然机会看到了这部《从毛泽东到莫扎特》，顿时心潮澎湃。这位上海出生的美籍华人企业家，是一位“琴痴”，平常日子喜欢拉上一段，还爱好收藏名贵的提琴。遇到好的苗子，不忘热情地提携一把。
这回林寿荣看中了王健，捎来信函，提出要资助王健前往美国深造。于是，16岁的王健被他领到了耶鲁大学的门口。
王健没有让领路人失望，他陆续交出一沓优秀的成绩单，渐渐被世界乐坛接纳、推崇、拥戴。
我行我素
2013年11月23日晚，北京音乐厅舞台，空旷得让人无助。舞台中央摆着一把椅子，更显空旷。
王健款步走来，拎着林寿荣赠送的一把已有300多岁的名琴，颔首，坐下，没有试音，没有稍事停顿酝酿情绪，演出径直地开始了。音符跳跃间，一脉温暖的气息在涌动，富于亲和力，时而还糅杂一丝俏皮，令人愉悦。声音里生长着淡雅而高贵的气质，仿佛就是这位谦谦君子内心深处的私语。
这里是“王健演绎巴赫无伴奏大提琴组曲专场音乐会”。德国作曲家巴赫的无伴奏大提琴组曲在音乐结构、艺术魅力和思想深度上堪称举世无双，被誉为“演奏家技巧与修养的试金石”。
“不想练琴的时候，我就会拉一组巴赫给自己听。如果把拉琴比作阅读，巴赫不仅是一本可以一读再读的书，它简直就是你的家谱。拉这个组曲，无论对体力还是脑力都是巨大的考验，它非常细腻，直接联系着你对这个世界的思考和认知，没有任何花哨的装饰，它是一览无余的。”于王健而言，巴赫是私密而不可重复的。
在王健看来，大提琴有着孤独的气质，“巴赫的无伴奏大提琴组曲尤其让人意识到生命中的孤独，它是以一个弱者的姿态在迷茫中寻找力量”。
王健已经习惯于在琴弦间放置自己的思考。他还从巴赫的音乐中读懂了中国，“巴赫的音乐有很多旋律表现了中国人的生活哲学，比如谦逊、愿望不要成为欲望、喜爱但不一定占有。因为我在这些价值观中长大，这些东西我感觉很亲切”。于是，他演绎的巴赫时常飘过清浅的“中国味”。
王健沉浸在古典音乐的世界里无法自拔，堪称一个顽固的“守旧派”。如今，有不少音乐家，从古典的世界里抽身，纷纷“试水”现代风格，醉心于“跨界”。
王健却几乎以决绝的姿态，与之保持距离。
王健赞赏创新的概念，但不喜欢“创新”这个词，因为这让他觉得有强求的意味，“我更喜欢说是‘发展’。这个词更自然，也更符合艺术规律，造就的结果可能也有所不同。”
好的东西当然可以用不同的手段、用更符合现代人口味的形式去呈现，但问题是“今天绝大多数的‘创新’为了手段而手段，手段的复杂性和所谓的现代性远远超出了原有的艺术价值，我也承认现代艺术中有不少有想法的新尝试，但剥去光鲜的外表，实质的内核乏善可陈”。
王健的话开始密了。“技术不过是一种手段而已，不是一个目标，可惜的是，很多人把手段当目标了。”
学音乐，应该以何目标？“培养对韵律的感觉和对旋律的控制能力。”王健说。
琴童家长的急功近利让王健哭笑不得，“就像盖房子一样，一楼还没有完全盖好，就急着要盖二楼。衡量艺术造诣，看的是艺术家最终达到的高度和深度，而不是达到某个高度的速度。所以，大多数神童没有成为艺术家，原因龟兔赛跑的故事已经讲透了”。
简单的知识累积难以触碰到艺术的真谛，但不少的家长却依然盲目地主张“填鸭式”，这让王健有点怒了，“你这是要把孩子培养成图书馆，有没有想过今后谁来写书？”
双手开弓点太阳穴的标志性动作更频繁了。
王健越来越坦然地面对演出的不完美，“有的演奏很辉煌，完美无缺，但是你会觉得太精致了，记不住。有的演出一开始不怎么样，艺术家的状态不太好，一直在挣扎，很艰苦，甚至很窝囊。但突然来了一击，一下子将你打倒，像触电了一般，你会替他开心，一辈子都难以忘怀。你可以看到人的艰难，人的坚持，人的追求。不要以为这一击是凭空而来的，而是有很多的铺垫，一步一步地递进。”
王健一心触摸音乐之“道”。
最成功的演出应该长什么样子？得到的答复是演出结束了，有人过来说：你今天对这个曲子的诠释方法我坚决不同意，完全是错的，纯属牛头不对马嘴，但我还是被你感动了，你的说服力太强了，为你鼓掌。
说话间，王健一脸的神往。
（本报记者 王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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