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年后的怀念

    2015年1月8日，是周恩来总理去世39年的日子，也是北京图书订货会召开的时间。作为《周恩来最后600天》的出版单位——中国青年出版社，组织了一场阅读会来纪念周恩来总理，内容是由该书作者顾保孜来讲述书中精彩照片背后的故事。

    订货会的现场原本热闹喧哗，当LED屏幕上播放出39年前的“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情景，有人停住了脚步，现场安静了下来，人也越聚越多，尤其是一些年长的人，脸上流露出悲伤的表情。

    作者开始讲述精选出来的30多张照片的故事。有一张照片，画面中是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一起在游泳池毛主席书房会见越南外宾，周总理微微斜着身子，仔细观察可以看出总理脸上的疲倦。此时他已身患癌症，并且连续工作了三十多个小时。在这场会见之前，极为注重仪表非常守时的总理竟然拿着刮胡刀在卫生间里倚着镜子睡着了。当秘书、卫士们打开卫生间的门，看见这一幕，都屏住了呼吸，没有一个人忍心去叫醒他。极度疲倦的周恩来在与越南外宾的谈判中，是靠着服务员用滚烫的开水涮过的毛巾不停地搽脸才成功地完成了任务。这只是癌症病人周恩来极为平常的一天。

    谈到此处，很多人流下了眼泪。作为责任编辑的我，虽然早已知道这个故事，还是忍不住红了眼圈。

    五年前，当本书的作者，也是我的母亲跟我第一次确定选题时，我们都有些激动，因为这是她从事写作30余年来一直想写的书稿，这也是我作为编辑第一次跟母亲合作。

    作为一个三十多岁的编辑，我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对长辈们对老一辈革命家和对周总理的爱戴与深情没有切肤的感受，但这并不妨碍我被这本书稿深深打动。在我心里，并没有太多条条框框，有的就是对这样一个人的理解。书中的周恩来总理，是一个老人，一个病人，当时的年纪本应该儿孙绕膝，颐养天年，本应该关注身体，好好治病，可因为他是总理，在当时复杂而敏感的政治环境里，必须要出来支撑危局。

    1975年5月的一天，几位医务人员来看望总理，他坦诚地谈起自己的病情，“我估计还有半年”，大家赶紧帮总理宽心，周恩来把目光转向窗外，渐渐收去笑容，严肃地说：“你们一定要把我的病情随时随刻告诉我，因为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个交代。”即使演技再高超的演员，面对总理如此严肃而又坦诚的目光，也是没法再演戏了。医生激动地说，“让我们怎么说呢，总理，叫我们怎么说……”总理脸上浮起一丝浅笑，“不用说了。”

    这是为数不多的周恩来谈起自己的病情。他几乎不关心自己，也假装不知道病情的发展，对于医生反反复复要求他休息一会儿的要求，他总是拒绝，实在拗不过医生的请求，就会无可奈何地说：“得了癌症我也没有办法，我还能工作多长时间，让我再多工作一会儿吧。”

    打开1974年1月至5月31日住院前的工作日程，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周恩来除了几次病重不得不卧床，工作达139天。其中，每日工作12至14小时的9天，14至18小时的74天，超过18小时的38天，24小时以上5次，工作30小时有1次；接见外宾80多人次，仅5月就是20多人次。这是一位患癌两年的病人的工作情况，它不是一天一天的记载，也不是一字一字的记录，而是一滴血一滴血的流淌，是一步一步走向生命终点的脚步。

    周恩来曾经对李富春说过这样的话：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他确实用这样的决心走完了人生最后一段路。1975年3月26日，刚刚承受了第三次大手术的周恩来一苏醒过来，就对肿瘤医院的院长李冰说，“云南锡矿工人肺癌爆发的情况，你去解决。”在场所有人都震惊了，他们见过无数的癌症病人，却从来没见过一个像周恩来这么忘我的人，当他自己承受巨大痛苦的时候，想的不是自己，而是别人。

    1975年9月7日，总理最后一次会见外宾，体重不到60斤，已经无法自己独立走完几米长的路程。在跟随周恩来总理多年的摄影师杜修贤的镜头里，这是总理生前最后一次出现。当时，杜修贤怎么也擦不干净镜头取景框，后来发现原来是自己泪眼模糊所致。

    1月18日，我与作者和陪伴周恩来总理十几年的卫士高振普将军去天津做活动。跟高将军闲谈的时候，我问他，“为什么总理最后几个月里都没有照片呢，你们没有想过给他拍两张照片吗？”高将军看着我说：“我有相机，总理也没说不让拍，但是我就想等他好了再给他拍，状态好一些再拍，可是后来连床都下不了了。我们也没有心思再拍照了。”“可是总理已经是癌症晚期，不会好了呀。”“我们大家都觉得他会好的。”面对老人如此真诚的目光，我一瞬间感受到了他们的心情。穿过十几年的时间长河，我感到自己触摸到了那个年代里最真纯的感情。

    （作者系该书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