彰显信仰和崇高之美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繁荣文艺创作，推动文艺创新，必须有大批德艺双馨的文艺名家。我国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

    刘开渠先生正是一个典型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他以深沉的历史感和文化意识的制高点，创作了一系列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雕塑作品，书写和记录了20世纪中国人民的集体记忆。他始终把饱满的激情倾注在他的雕塑上，《一·二八淞沪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王铭章将军骑马铜像》《川军抗日阵亡将领饶国华像》、史诗般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中的三块大型浮雕等都是他的代表作，彰显了信仰之美和崇高之美。

    凡与刘先生接触过的人，都会被他崇高的人格魅力、大家风范所打动。1931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刘开渠先生正在法国留学，但他时刻心系祖国的危难，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毅然踏上了归国的征程。当他听闻日本海军陆战队突袭驻扎在上海闸北的十九路军88师，遭到中国军队的英勇抵抗的事迹后十分感动，要为这次战役中牺牲的将士建造纪念碑。他说：“从淞沪战役我们将士舍身抗日的勇气，知道民族精神尚存在中国，知道了中国人是可杀不可辱的有血气的民族，世界上唯有可杀不可辱的民族，才能独立、自由、生存。”在既无充足资金又无工作环境的条件下，他克服了重重困难，完成了我国第一个由中国雕塑家创作的大型纪念碑，命名为《一·二八淞沪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这件作品，被郁达夫称为“有良心的艺术品”，也被评论家林文铮教授评为“唯一比较有永久性的作品”，也使得刘开渠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抗战纪念碑创作的“先行者”。

    刘开渠先生对青年人尤其关注，他常说：“青年人须有人提携，只要帮一把，可能对他们的前途会大有益处。”上世纪80年代中期，四川美院第二次赴京油画展在紧张的筹备。在挑选作品的时候，一批作品遭到了非难和阻力，包括罗中立的《金秋》、刘勇的《重庆国共谈判》、高小华的《布托人组画》以及叶永青、杨谦等人的作品都不能参展，当时的四川美院领导也拿不定主意，就将这些作品运到北京，请时任中国美术馆馆长的刘开渠先生决定。刘开渠先生仔细审看后，顶着压力，为这批作品开了绿灯，让这批作品全部参展，从此四川美术学院的油画享誉全国。

    刘开渠和他同时代的一批雕塑家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态度吸纳新鲜营养，兼容并蓄，寻找适用于本民族的叙事话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教学体系，刘开渠是这个体系的奠基者和先行者。他几十年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为20世纪中国雕塑事业培养了大批人才，王朝闻、叶毓山、刘政德、张大生、刘骥林、赵成民等都曾师从刘开渠先生，得到先生的教诲与指导。

    刘开渠还促进了中国城市雕塑在新时期的全面发展。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城市雕塑的发展提上了议事日程。刘开渠留学法国，对城市雕塑的重要性有充分的认识。1982年2月，经过中央批准，“全国城市雕塑规划组”正式成立。不久，刘开渠先生又被任命为规划组组长，之后又成立了全国城市雕塑建设指导委员会。在全国城市雕塑建设指导委员会的具体指导下，全国城市雕塑作品如雨后春笋，一批一批优秀作品相继问世，开创了我国城市雕塑的新局面。

    （作者系原重庆大学人文艺术学院常务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