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那些“精神产品的助产士”

    《永远的朝内166号》一书自2007年1月出版以来，迄今已刊行了3个版次。回想从最初酝酿，到动手写作乃至增补修订的过程，不禁感慨万端，真所谓“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初版写了我所在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13位前辈：冯雪峰、聂绀弩、林辰、蒋路、牛汉、舒芜、韦君宜、秦兆阳、严文井、绿原、孟超、楼适夷、王任叔；第二版补写了陈迩冬、王仰晨两位先生，另有关于聂绀弩所谓“独立王国”问题的一篇，其中有很多笔墨写到张友鸾先生。2014年9月刊印的这个新版，又加写了翻译家汝龙，以及1957年作协党组扩大会批判冯雪峰详细经过的一文。后两个版本，还对原来的有些篇章进行了若干补充和润色。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对我而言，这本书写作、修改的历程，不仅是与诸位前辈魂灵相遇的过程，更是一场难以忘怀的“精神洗礼”。在“缘起”里我坦言，1984年刚到人文社时，出于不知天高地厚的“少年轻狂”，曾经“抱屈”过。而到了后来，我逐渐了解了人文社的历史。此后数年，冯雪峰当过首任社长、总编辑的“人文”，聂绀弩、林辰、蒋路、牛汉、韦君宜等先生歌哭悲欢于斯的“人文”，深深地感动了我，激励了我，以至于令我产生了一种“崇高感”和“神圣感”。

    追溯起来，写作此著的深层动因，大概由于“人物”的吸引、“人物”的魅力，以及诸位前辈个性节操、精神风骨、命运遭际的召唤力、感染力和震撼力。

    尤其在进入写作过程后，深深打动了我的，始终是冯雪峰“炽热、纯青、肃穆、高洁”的人格，聂绀弩率真狂狷、愤世嫉俗、特立独行的风度，牛汉倔强执拗的血性、“毫无含糊”的坚守，韦君宜痛彻肺腑的反思、圣洁高贵的心灵，蒋路的敬业、奉献、谨严和精审，林辰蜡烛般燃尽自己的无私奉献和牺牲，严文井大彻大悟的澄明与超越……回溯那个政治风云变幻不定、个人遭遇起落无常的时代，我缅怀追慕前辈们的精神人格，以及他们对于文化的挚爱，对于精神价值的守护。

    由前辈们的抱负、人格、文字和命运里，我读出了崇高，读出了庄严，读出了性情的丰富生动，当然也读出了沉重、苦痛和哀伤，还有人性的荏弱与残缺。如今一切皆成历史，每每念及，依然感动，依然扼腕叹息、感慨不已。此书的写作，已成为我逝去的那段生命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已化为心灵成长和精神记忆的“珍珠”。

    以前私下里曾和同事说，编辑这个行当，其实是“好人”不愿意做，“孬人”做不了。水平高有本事的人，早到高校或研究机构去搞教学或研究了，不会心甘情愿地来“为他人作嫁衣裳”；而没本事水平差的人，还真做不好编辑工作。当个混混儿自然可以，哪一行没有混混儿呢？而要想做个“好编辑”，大概是不可能的。而我抒写的诸位前辈，既大都是在各自的领域和专业中首屈一指的专家学者，又都在编辑岗位上任劳任怨、辛苦勤勉地默默劳作耕耘。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文社堪称人才济济、专家众多，难怪冯雪峰曾不无得意地说，人文社的编辑力量、业务水平，并不亚于国内大学的中文系和学术研究机构。舒芜也说过，那时人文社不仅是一个出版单位，而且是一个“非常权威”的文化机构。60年代初社里成立了“编译所”，集中了几十位术业有专攻的专家学者。据说后来中央政府曾有把各出版社的“编译所”合并以组建“国家编译馆”的考虑。著名的苏俄文学译者金人，就是人文社外文部编辑，后来又进入“编译所”工作的。他翻译的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至今还是这部世界文学名著的最好译本。有一次和蓝英年先生聊起来，他谈到金人译此书的时候，恐怕是没有《突厥语辞典》的，译文能达到这种水准，实属不易。

    有人说编辑应是某个专业领域中的专家，也有人说编辑似乎应成为“杂家”。专家也好，杂家也罢，编辑尽管不是思想文化产品的直接创造者，但作为“精神产品的助产士”，一个称职的好编辑，必须要像我们的前辈那样，在文化眼光、思想视野、文学造诣、学术素养、语言功力等方面，都要达到相当高的水准。否则，恐怕是难以胜任的。

    前辈们的精神至今仍然薪火相传，他们永远是我们这些后生的榜样，永远召唤着我们投身于中华民族的文化事业建设中。2002年不幸辞世的人文社副总编辑高贤均，便是一位接过前辈传下来的接力棒奋力奔跑的后来者。来社之前他已经在文学创作上取得了不凡的成绩，后来他全身心地扑在编辑工作上而不得不遗憾地中辍了自己的写作。至今我还记得他说过的一句话：“与其做个三流的作家，不如当个一流的编辑。”

    朝内166号这座老楼，早已被鉴定为“危楼”，拆除重建在即。“园有桃，其实之肴。心之忧矣，我歌且谣。”所幸这个新版本面世时，年华老去的166号尚在。

    （作者系原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