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的暂隐选择及影响

    蒋波，男，湘潭大学历史系讲师，2012年博士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本文出自其博士论文《秦汉时期的隐逸现象及相关问题研究》。

    博士导师：西北大学教授   余华青

    通讯评委：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王子今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邓瑞全

    “仕”或“隐”是古代士人的两种主要人生选择，同时由于实际情况的变化，他们常常“有道则现，无道则隐”，在仕隐之间转换角色。诸葛亮便是如此，他少年时代在故乡琅琊度过，一生大部分时间仕于蜀国，期间则一度隐居躬耕。而且出于多方面的考虑，诸葛亮的隐居生活长达十年之久，这段经历对他本人产生了重要影响。

    据《三国志》本传载，汉末天下遽变，诸葛亮跟随叔父诸葛玄避乱南下，但后来并没入仕素与叔父“有旧”的荆州牧刘表，而是选择隐居躬耕。当然从日后的自述看，他并不甘心老死山林，所以只是暂隐。然而这段“暂隐”生活为何长达十余年？个中原因较为复杂，如安身保命、家族变故、择主而仕等，学界对这些原因有过讨论，此不赘引。

    除上述原因外，我们以为还存在一个隐士心态问题。就当时的实际情况而言，诸葛亮主动出仕的可能性不大，《前出师表》里说得很明白：“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不求闻达于诸侯”可以理解为“不求诸侯”，即不愿屈身求仕。高度自尊乃隐士阶层的群体心理，他们即使有出仕可能，也往往“只可来招，不愿屈致”。汉魏之际的隐士多是这样，有的甚至屡次被征才肯出仕。诸葛亮亦是如此，他这一心态在《三国志》本传中有迹可循：“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谓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先主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好友徐庶对诸葛亮的自尊、清高心理看得很清楚。

    同时，诸葛亮早年“自比管乐”等行为也暗含了这方面的意思。管仲曾侍俸公子纠，与公子小白（齐桓公）有过节，最后因鲍叔的推荐得到齐桓公重用；乐毅在赵、魏、燕之间游说不得志，后受燕昭王重用，以为亚卿。诸葛亮之所以自比管仲、乐毅，不仅表明他自信过人，也暗示与管乐一样，希望能得到明主赏识。唐代汪遵有一首诗歌《南阳》这样写道：“若非先主垂三顾，谁识茅庐一卧龙。”一个“识”字用得十分传神，反映了诸葛亮当时的“待识”心态。

    正因为后来刘备的识才，诸葛亮多次表露出知遇报恩之心，“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臣鞠躬尽力，死而后已”。大凡隐士往往如此，他们重视气节与内心完善而看轻外物，一旦得到别人的尊重与认可，又表现出“士为知己者死”的一面。

    因为“择主”“待识”等原因，诸葛亮过起了躬耕陇亩“晨夜从容”的隐居生活。当然除了躬耕，他还博读广取，拜师交友，了解时局。这一段生活对他的学识、见识、性格等方面均产生过重要影响。

    首先，诸葛亮熟悉军事、天文、地理多方面知识，又洞察时局，跟十年隐居不无关系。期间诸葛亮博览经传，还拜师求学。求学的对象包括本地名士与外来流寓人士，因为当时荆州较为稳定，吸纳了众多人才，《后汉书·袁绍刘表列传下》曰：“（刘表）招诱有方，威怀兼洽，其奸猾宿贼更为效用，万里肃清，大小咸悦而服之。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表安尉赈赡，皆得资全。”诸葛亮寻师访学可考者，有黄承彦、庞德公、司马徽、酆玖等人。其中诸葛亮每次见庞德公“独拜床下”，德公亦器重亮，称他为“卧龙”（《三国志·蜀书·庞统传》注引《襄阳记》）。诸葛亮又从司马徽学，司马徽赏识其才性，向他推荐深谙谋略之道的汝南酆玖，“司马徽谓亮曰：‘以君才，当访名师，益加学问。汝南灵山酆公玖熟谙韬略，余尝过而请教，如蠡测海，盍往求之’”！通过耕读、游学、拜师，诸葛亮的知识结构逐渐完备，为他日后善于计谋、长于辞令、精于发明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诸葛亮通过拜师游学了解到外面局势的动向，因为他隐居之地处于南北交错地带，也是曹操势力与刘表割据的分野，这里消息灵通，能随时从师友那里了解天下大势。当时司马徽称赞诸葛亮“识时务”，就包含了清楚大势、大事的意思。由于这一缘故，诸葛亮与刘备交谈，未出茅庐却明晓时局变化。

    其次，性格魅力日益完善，处事能力更加成熟。诸葛亮隐居当初“每自比于管仲、乐毅”，还“常抱膝长啸”，难免书生意气，甚至对刺史、郡守均不放在眼里，自视甚高。“亮在荆州，以建安初与颍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学，三人务于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每晨夜从容，常抱膝长啸，而谓三人曰：‘卿三人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问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魏略》）经过多年静隐，诸葛亮狂傲的个性有所改变，变得温和谦虚、小心谨慎，如刘备请他出山，他反复试探，待刘备三顾之后才敞开心扉侃侃而谈。此外，诸葛亮交往的青年才俊崔州平、徐庶等的生活态度，以及他们对人生得失的权衡，都给他诸多启发。《三国志·蜀书·董和传》记诸葛亮后来回忆与崔州平、徐庶的情谊，曾感慨不已：“昔初交州平，屡闻得失；后交元直，勤见启诲。”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在《历史研究》中指出，隐士们经过隐居已是一个“变容”了的人，“成了一个改变了的人物”。诸葛亮隐居十年同样经历了一个“变容”过程，他从十六七岁的少年成长为各方面都较成熟的“卧龙”，从一个意气书生蜕变为“识时务”的“俊杰”。

    总之，隐居生活是诸葛亮人生的重要阶段，对他本人各方面产生过重要影响。认识这一点有利于我们全面理解、评价诸葛亮，尤其在当下的诸葛亮讨论中，对于防止盲目“神化”及刻意贬低、彻底否定的偏颇，或有一定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