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戏剧比真实生活更感人

    当前有不少根据生活中真实的人物和故事创作的现代戏，这些作品在宣传英模人物的事迹、弘扬正能量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一种情况，即大家在阅读这些人物事迹的报告文学和听他们的报告时，非常受感动，而看戏剧演出时却觉得不如事迹本身那样感人。但看吕剧《回家》时却有一种“更强烈”的感觉，作品使我们感动。生活气息浓厚，人物形象鲜明，人物的情感深深打动我们，这说明作品确实做到了更典型，更有集中性。其创作的经验是值得认真总结的。

    吕剧《回家》是根据台湾老兵高秉涵的真实故事创作的，高秉涵二十多年来，无数次奔波于海峡两岸，将一百多名旅台老兵的骨灰护送回大陆老家安葬，让他们魂归故土，圆梦“回家”，这一事迹感动了千千万万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高秉涵因此被评为2012年度“感动中国人物”。

    《国家》有成功，首先我认为是作者抓住了人性中最深刻、最带普遍性的东西——对亲人、对娘、对家乡的情。开始，剧中人物在政治观点上是模糊的，但对家乡的情，对娘的情是丢不掉的。这是联系海峡两岸人民最深刻的东西。在中国古典诗词中有很多表现故乡情思的动人的诗句，有过或长或短离开家乡经历的人，都会有同感。所以当剧中的山根儿被国民党军法处处死时，他要求转过身去，望着山东家乡，“山根儿我生死魂绕故乡山”；当回不了家的老兵们看到故乡的土，激动得泣不成声，恨不得吞到肚里时，我们也不能不深为感动。回不了家，这是他们心底最强烈的痛；亲人相聚，这是两岸人民共同的情感。无法磨灭的亲情，这是人类心灵中最美好的东西。国内战争，两岸分隔，这是一段人们刻骨铭心的历史，这是一段血火交并的政治，其中自有是非在。但作品不去着力分辨历史的是非曲直，而是直指人心。“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写人心比直接写政治具有更大的艺术力量。

    第二，根据典型化的需要，作者对人物原型的事迹和人物关系作了适当的改造，使母子之情，家乡之情，与友情、爱情交织在一起。比如，在原型中，是高秉涵执行了对“逃兵”的枪毙的，现在改成别的人，而涵子是与那个“逃兵”山根儿一起逃跑而没被抓住的，山根儿是他的亲戚和朋友，山根儿的死与他密切相关，山根儿死前嘱托他把骨灰带回家乡，因此这嘱托的分量就格外重。还有其他一些人物关系的虚构，如叶子因为与山根儿相爱，就女扮男装当兵到了台湾，可是一直没能见到山根儿，而追上山根儿时，却是山根儿被枪毙之时，这就更增加了人物命运的悲剧性。而执行枪毙山根儿的军法处长又是误传已死实际没有死的山根儿的父亲，他知道自己要枪毙的是自己的儿子，依然执行“军纪”，更突出了这一行为的违背人性。

    第三，作品发挥了吕剧剧种的特点和演现代戏的长处。吕剧是说唱艺术山东琴书发展而成的比较年轻的剧种，善于表现群众的日常生活。自上世纪50年代创作演出《李二嫂改嫁》以来，已形成了编演现代戏的优良传统。近年创作演出的《补天》《百姓书记》等剧目，都取得很大成功。编剧刘桂成、导演卢昂、作曲栾胜利等都对吕剧剧种非常熟悉，在作品中充分发挥了剧种的特点和长处。剧本运用了不少山东方言和生活习俗，许多细节，如给亲人打“福万”，给孩子“拉魂”，都使人感到亲切。尤其是小道具福万，山根儿临死前，向涵子要福万，因为他再也得不到象征爱情的福万了；叶子为给山根儿送福万，硬是跑到了台湾，福万犹如少女的一颗纯情的心；五十年后回家的涵子见到当年未入洞房的妻子芥兰，说起福万，芥兰拉开柜门，满柜的福万像潮水一样奔涌出来……使我们感到，在一个小小的福万中蕴藏着多么厚重的情感！苍老的皂角树，《一枝花》的唢呐旋律，如同一种永不磨灭的印迹，永不消失的音符，留在人们的眼前和耳边。山根儿临死前的唱段：“待来日哥哥能把家乡还，勿忘记，把弟弟的骨头带回皂角湾”，芥兰与母亲的唱段“母女俩心酸对心酸”，“不知道等盼儿要到哪一年”，以及涵子的唱段“我背得动众兄长千斤骨，背不动思家想家半世情”等都是吕剧韵味浓郁，因此具有十分感人的力量。

    《回家》的原型人物是感人的，但吕剧《回家》之所以能取得感人的艺术效果，在于创作者真正被生活所感动，他们不仅是看了报道，而且到台湾对原型人物做了采访，加深了对人物和历史事件的理解，并根据戏曲艺术的创作规律对生活和人物进行了典型化的创造，所以呈现在舞台上的形象确实做到了比实际生活更高，更集中，更带普遍性，这是一部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