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追赃追逃的大网越织越密

    继《北京反腐败宣言》与《2015—2016年G20反腐败行动计划》后，中国又推出加强国际反腐败合作的有力之举。据报道，中国日前已加入国际反腐败学院（IACA），正式成为该学院成员。

    国际反腐败学院成立于2010年9月，是全球第一所反腐败国际学院。有专家指出，在党中央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工作的大背景下，中国加入该学院，对于加强国际反腐败合作，加大海外追赃追逃力度具有重要意义。

开辟国际反腐败合作“第二战场”的具体举措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坚持以法治方式反腐败，同时加大海外追赃追逃力度，腐败分子即使逃到天涯海角，也要追回来绳之以法。十八届四中全会也提出，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加大海外追赃追逃、遣返引渡力度。

    记者注意到，国际反腐败学院位于奥地利首都维也纳郊外的拉克森堡，由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奥地利政府、欧洲反诈骗局等机构共同倡议成立，国际刑警组织予以大力支持，旨在提供反腐败教育和专业培训，进行和促进对腐败所有方面的深入研究，提供打击腐败方面其他相关形式的技术援助，促进打击腐败方面的国际合作和建立网络。

    “这是我国反腐败工作积极‘走出去’，开辟国际反腐败合作‘第二战场’的具体举措。”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说，这不仅有助于我国加强与国际顶尖机构的反腐败研究、政策咨询、教育培训，还有利于我国总结反腐败经验，向世界讲述中国的反腐败故事，掌握反腐的主动权、话语权。

    针对海外追赃追逃，中央动真格，打出一系列“组合拳”：2014年1月，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会对国际追赃追逃作出部署；3月，中央纪委内部机构调整中，将外事局与预防腐败室整合为国际合作局；5月，中央纪委会同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等部门召开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座谈会；7月，公安部部署开展“猎狐2014”专项行动；10月，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首次设立了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

    “国内打虎、拍蝇，加强作风建设，高压反腐实现长效化、常态化；境外加大追赃追逃力度，牢牢把握国际反腐败合作的主基调。”高波说，这充分说明我国反腐败工作的特点越来越清晰，显示了打好主客场两个硬仗的能力、态度和决心，向全世界彰显了有贪必肃、有腐必反的政治定力。

推进反腐“硬平台”“软平台”建设的统一

    进入2014年11月，海外追赃追逃的力度更是有增无减：从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26届部长级会议通过《北京反腐败宣言》，到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九次峰会核准《2015—2016年G20反腐败行动计划》；从习近平主席对澳大利亚、新西兰、斐济进行国事访问，多次谈及反腐合作，到加入国际反腐败学院，极大地增强了全社会的反腐信心。

    12月底，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开展的“猎狐2014”专项行动圆满收官，已先后从69个国家和地区成功抓获外逃经济犯罪人员680名。其中，缉捕归案290名，投案自首390名。

    专家表示，如果说专项行动，双边、多边协定是跨国反腐的“硬平台”，那么，我国加入国际反腐败学院就是“软平台”建设。

    对此，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辛向阳认为，相对来说，我国加入国际反腐败学院是“软性”的。“硬平台”“软平台”建设，只是侧重点不同，但目标却是共同的：即跨国合作打击腐败。他说，两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硬平台”侧重于制度、机制的建构，但离不开“软平台”经验与观念的沟通、共识的确立；“软平台”观念的更新、共识的达成，则有助于构建起新的制度、机制。

    辛向阳进一步解释说，在党中央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下，形成了“不敢腐”的氛围，慢慢影响人的思想观念，通过共识的达成、观念的更新，有助于逐步实现“不能腐”“不想腐”。所以说，两者是有机结合的过程。

    中央党校教授王杰表示，相对于制度、机制等“硬平台”建设，“软平台”建设还要靠文化，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反腐倡廉的思想与智慧，加强官员道德自律，推进反腐“硬平台”与“软平台”的统一。

要积极主动地传播推介中国法治进程

    刚刚闭幕的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提出，健全追逃追赃协调机制，强化与有关国家、地区司法协助和执法合作，突破重大个案，形成威慑。

    高波表示，下一步，我国应在人员培训、信息共享、案例总结、经验解读等方面，加大与国际反腐败学院的协调沟通力度。同时，加强对话交流与合作，提高包括专家学者在内的专业人员的水平与业务能力。

    专家认为，目前跨国追赃追逃遇到的主要障碍，就是法律制度问题。跨国追赃追逃要按照对方的法律、司法程序，拿出对方法庭认可的证据。

    近年来，我国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和《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与38个国家签署了引渡条约，与51个国家签订了刑事司法协助类条约，与93个国家签署了检务合作协议或谅解备忘录，初步构建了追赃追逃的国际合作网络。

    “实现法律制度之间的衔接，很难短时间内完成。”辛向阳说，由于各国法律体系之间的差距较大，甚至还存在意识形态的差别。不过，他仍然持乐观态度，“腐败问题是各国共同面对的问题，能赢得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法律体系是技术障碍，从长远看，这个问题可以得到解决。”

    “加入该学院，可以积极主动地传播推介中国法治进程，包括依法依纪依规推进反腐，以法治方式、法治理念治理腐败的思路。”高波说，还要采取“引进来”“走出去”相结合的方式，邀请其专家、培训对象到中国，进行实地考察，形成常态化的渠道，拓展国际合作的空间、机制，进而推动法治共识的形成。

    （本报记者 王昊魁 靳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