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墨纸砚琉璃厂

名家情系荣宝斋

    “在画家的圈子里，一提画就会提到琉璃厂，而提到琉璃厂自然绕不开荣宝斋。”琉璃厂西街一座碧瓦飞檐的建筑里，画家杨彦侃侃而谈。对于荣宝斋，杨彦有一段难忘的记忆。20世纪70年代，他的第一幅画就是被荣宝斋买走的，荣宝斋以40元一幅的价格收走了他的10幅画。

    荣宝斋作为书画艺术的“聚宝盆”，一直不乏“大牌”艺术家的作品和故事。从室内所挂吴昌硕的字、徐悲鸿画的马、齐白石绘的虾和张大千的《华山云海图》，就可见一斑。当年，54岁的齐老只身来京，由于画风冷逸，外加木匠出身受人歧视，他的作品起先并未得到重视。荣宝斋却独具慧眼，将其画作挂于最显眼的位置并大加推崇，齐老的画才逐渐为世人所认识和接受。徐悲鸿还曾在这里挂过一副《水牛》，上题“牛饮”。老舍看到了，一本正经地说：“这张画应该挂到酒铺儿去。”引得哄堂大笑 。

    荣宝斋前身是“松竹斋”，始建于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尽管历经鸦片战争、清朝覆亡、民国纷争、八年抗战、解放战争乃至“文革”，荣宝斋却能一直屹立不倒，光昌流丽，其三百多年的跌宕故事为琉璃厂抹上了浓重的一笔。文人雅士携大作汇集于此，使得荣宝斋成为民间书画艺术的殿堂，与万里长城、北京烤鸭并称“京城三绝”。

方寸镌刻萃文阁

    琉璃厂东街，一座古香古色的小楼叫萃文阁，以篆刻而闻名。它创立于20世纪30年代，现已成为著名的“北京老字号”。天安门广场中央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上毛泽东主席手书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和周恩来总理题字的碑文，就是萃文阁创始人魏长青先生参与并主持篆刻的。

    历史上，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印玺文化有了区分：皇帝所用的玉石雕刻为“玺”，官员所用为“印”和“章”。由此，印玺作为信用凭借和权力的象征沿用至今。

    段京良——萃文阁篆刻技艺的继承人，国家高级书法篆刻师。一双满是皱纹和伤痕的手，讲述着学习篆刻的艰难和辛酸。四十多年前，他就坐在简陋的房间里，左手拿着石头，右手拿着刻刀，开始了他的治印人生。“篆刻打通了中国传统的书法和雕刻艺术，从三千多年前的商周时期流传至今，最能体现中国文化。”段京良说。

    印章是书画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缺了印章就不能成为完整的书画作品。历来书画家都非常重视用印，甚至自己刻印，使书、印有机地结合起来，产生更美更强的艺术感染力。小小的印章，在方寸间刻画了时间、空间的轮转，蕴含着无穷的韵味。

水墨馨香一得阁

    一得阁，同样是琉璃厂不可或缺的标识。当我们走进一得阁时，公司技术副总经理王泽民正在五楼的办公室里辨别真假一得阁墨水。他仔细观察墨水后，将墨汁凑近鼻尖，深吸一口气，点了点头，“你们闻闻，假墨水有恶臭味，真墨水有馨香。”因为“一得”墨水太受欢迎，近些年市场上出现了不少假冒品。

    王泽民刚刚检验过的墨汁叫“云头艳”，所用墨灰产自福建，粒子细，亲和力强，黑度浓重，光泽好，是书画用品的珍宝。2003年，“一得阁”技术人员根据史料，将一片片瓦靠墙而垒，在最底层点上油灯，让油烟逐渐升腾，沉淀在每一片瓦上，取顶层瓦片上积聚的最薄最细的烟炭来制墨。“云头”就是“顶层”的意思，“云头艳”比喻瓦片顶层上的烟炭。

    其实，取烟炭和墨灰只是制墨汁的第一步。“一得阁”创始人谢崧岱曾写《论墨绝句诗》，将制墨工艺总结为八法：取烟、研烟、和胶、去渣、收饼、入盒、入麝、成条。取烟后，制墨者要把骨胶和纯碱放在桶里，用蒸气加热，直到溶成液体。“液体要经过浓度试验，这要与我们特有的数据值相匹配。”王泽民解释道。之后，制墨者将烟炭和墨灰倒进桶内液体中，不断搅拌，使其黏稠，再放在三辊研磨机内去轧磨。王泽民听老工人讲，“过去没有机器，就用磨豆腐的石磨来轧磨”，一直轧到粒度均匀为止，然后兑水，加防腐剂，用绢罗过滤，墨汁就制作好了。在整个生产过程中，还要多次检验。原料要检验，成品还要滴在试纸上，“看滴出的水印，鉴别质量的高下”。

    “制法精良，任意挥毫，落纸如云烟”——这就是中国墨。

    （作者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生记者团顺馨、杜侨雪、蒋凯警、高星、李昀桦、唐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