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实践涵盖了社会、经济、政治等诸多领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最具典型意义的成功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实践。中国话语权即对中国道路、理论和制度实践的言论表达、陈述、解释与评价的合理性、合法性。中国实践与中国话语权的关系究竟如何,值得我们深思和探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是中国道路话语权建设的鲜活源泉。话语是思维与认识的表现形式,实践是认识的源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火热实践为中国道路的话语权建设提供了鲜活源泉。首先,中国实践在后发展国家的改革方式选择上建立了自己的话语权。作为后发展国家,中国坚持从本国国情出发,实行渐进式改革方式。在经济上,由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继而实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再到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逐步使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在政治上,从废除干部终身制,到建立村民自治制度,再到协商民主制度的完善等,为经济建设提供了稳定的社会环境。其次,中国实践在探索市场经济体制运行规律上建立了自己的话语权。中国坚持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同时在顶层设计上用“看得见的手”对“看不见的手”的自发性、盲目性进行有效引导,实现了自发性与自觉性的统一,既有效避免或降低了金融危机风险,又实现了中国经济连续多年的快速增长奇迹。再次,中国实践在谋划后发展国家的发展战略上建立了自己的话语权。中国在不同民族国家、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对立的国际格局中提出了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理念,在世界区域发展中作出了突出典范,并基于全球性的共同发展难题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平发展战略原则。这些都为赢得话语权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践是中国理论话语权建设的检验标准。中国理论话语权可以区分为道路理论话语权、制度理论话语权和文化理论话语权。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理论话语权建设的检验标准。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践的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是一条争取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新胜利的成功之路。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践的理论前提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理论。基于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认识,邓小平结合我国国情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理论前提。再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践的文化基因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理论的成功实践,得益于“知行合一”的文化价值基因、“和”“合”的文化价值取向以及“民本”的文化价值理念等,更与“实事求是”的文化基因密切相关。这些都是中国理论话语权的组成部分,也是检验中国理论话语权的有效标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践是中国制度话语权建设的现实基础。苏联解体与东欧剧变导致“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终极目标”的论调甚嚣尘上。但中国的成功实践改变了资本主义这一话语系统。首先,中国特色的经济制度实践说明中国的经济制度是适合现代生产力的先进制度。中国用30多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近300年所走的路,这说明社会主义制度相较资本主义制度具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其次,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实践说明中国的政治制度是经济制度发挥优越性的重要保障。西方国家对关涉国计民生的事务进行决策时,往往久拖不决,这是由上层社会少数资本家利益代表者的利益博弈所导致的。而在中国,由代表人民的利益、为人民服务的政府进行民主决策,有效保证了决策效率,从而有效为经济制度的巩固和发展服务。再次,中国特色的社会制度实践说明中国的社会制度在改善民生为主的社会建设上具有较其他社会制度更为突出的优越性。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奋斗,建立了覆盖城乡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使中国在21世纪初跨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中国话语权建设必须随着中国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这就要注意以下几点:
探索中国实践的新形式,是中国话语权建设的不竭动力。改革开放中每一次实践新形式的出现,都会在国内外出现一种反映中国改革前进的新的话语。在经济方面,有包产到户、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结构转型;还有中国的实践新成就,如中国高铁、中国速度、中国模式等。在政治方面,有村民自治组织、一国两制、协商民主等。在国际区域协作方面,有上海合作组织、东盟博览会、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等。只有不断创新中国实践的形式,并努力从这些新形式中提炼出具有典型意义又有传播价值的新的话语形式,才能逐步推进中国的话语权建设。
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是中国话语权建设的根本路径。缺乏价值理念为内核的话语表达,是一种无意义的碎片化的声音,不可能真正获得话语权。要建设中国话语权,就要探索与揭示中国道路实践的精神价值究竟是什么。话语权建设的关键在于话语的价值影响力,即能否对人们的实践活动提供普遍的价值引领,对国家、社会和个人的成功实践产生实际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在实践过程中凝练而成的价值理念,它不仅是中国成功实践的价值精髓,而且也是引领中国与世界未来实践的价值观念。只有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来建构中国话语权体系,才可能使中国的话语权在国内外发挥影响。
加大以中国实践为基础的理论创新力度,是夯实中国话语权学理基础的基本要求。一种话语能否成立,首先在于其是否以感性活动为基础。但感性的东西往往是易弃的,只有那些具有深厚学理基础的话语,才是具有持久生命力的话语。这就要加大以中国实践为基础的理论创新力度,对中国实践的研究,不局限于一般事实描述或经验总结,必须将其上升到新的理论高度,用新的概念、范畴、原理来揭示中国实践现实的合理性、理想的合目的性和过程的合规律性。中国特色的理论不仅要适应实践的需要,而且必须在中国实践中检验与发展,通过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从而以新的理论形态概括、表现和指导新的实践。
揭示中国实践的文化基因,是增强中国话语权价值内涵的必要条件。文化基因最为重要的是语言与价值元素。从文化的角度来讲,我们亟须破除对西方概念的照搬照抄,用中国特色的语言来表述中国特色的实践,用中国特色的文化价值元素来揭示中国话语权的价值内涵。中国话语权的价值内涵并非与中国古代文化简单对接,而是通过中华文化价值观念的现代性转换来实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赋予中华文化价值以现代性含义,而中华文化价值观念的现代性转换为中国话语权价值理念的凝练提供了思想观念资源。为此,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传统文化基因进行过滤、转化和现代性转换,以此深化中国话语权的价值内涵。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以人为本实现路径的利益机制协同创新研究”负责人、广西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