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翻译在日本

    编者按

    中国当代文学要有效地实现海外传播，除了亟待提升自身的创作品格与艺术水准，更需要仰仗海外汉学家的辛勤劳作。他们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的“摆渡人”。在他们看来，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影响力到底几何？整体上呈现出怎样的“中国气派”？又有哪些不容忽视的短板？本版从今日起开辟“汉学家说”栏目，邀请海外汉学家撰文，畅谈他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观感与想象，敬请关注。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目前中日两国的交流活动并不顺畅，而且，现在一般的日本人对中国的了解远不如从前了。但是，我相信越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文学越是能发挥它的作用。因为无论时代怎样变化，文学都将永远是沟通心灵、增进了解的最佳手段。

    中日两国之间在文学上的交流有着悠久的历史，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更是出现了新的局面。今天，我为中国读者介绍一下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在日本出版的总体情况。我想，重新审视这段历史，也许对今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以及今后的中日文化交流有一些启示。

    上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是日本译介中国现当代文学最为频繁的时期。大约每隔10年就有一套大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全集或者选集问世，就是以下这4种：《现代中国文学全集》，共15卷，河出书房，1954年至1958年；《中国现代文学选集》，共20卷，平凡社，1962年至1963年；《现代中国文学》，共12卷，河出书房新社，1970年至1971年；《现代中国文学选集》，共13卷，德间书店，1987年至1990年。通过这些“全集”和“选集”，几乎所有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和作品都被翻译介绍到日本来。它们培养了一大批关注和喜爱中国文学的日本读者。我们这一代从事中国文学教学和研究工作的人几乎都受到过这些作品的影响。可以说，这四十多年是中国文学在日本的黄金时代。

    相比之下，上世纪90年代以后这20多年时间里，中国文学在日本出现了明显的衰退，日本的出版界再没有推出过大型的、覆盖面全的、有重量感的中国文学“全集”或是“选集”。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首先是中国当代文学自身呈现的问题：上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作品的发表渠道出现多元化，不仅出版社，还有各种杂志，包括网络等各种媒体都在参与。这样一来，作品数量越来越多，其内容和主题也就越来越多样化。选定人人都认可、并且代表整个中国文坛的一个作家或是一部作品对日本出版方来说非常困难。另外，很多中国作家都致力于大部头作品的创作，篇幅上的限制更增加了文集编辑出版的难度。

    另一个原因，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泡沫经济的崩溃殃及出版界。由于资金短缺，不仅是中国文学，包括世界各国文学在内，像全集或选集等翻译丛书的大规模的出版计划都被搁浅了。上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出版界选择中国文学作品的标准包括中国国内外重要文学奖项获奖者的作品，获得国际声誉的中国电影的原作。所以，近年来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出版只能是零散的、带些偶然性的，缺乏整体统筹。

    我一直盼望着有办法改善这样的局面，出版一套大型的、具有系统性的、多方位多角度介绍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丛书。这个多年的愿望，终于在2012年实现了。这是我和几个同事共同编译的《Collection 中国同时代小说》（共10卷，勉诚出版），各卷的组成分别为：阿来《空山》、王小波《黄金时代》、韩东《扎根》、苏童《离婚指南》、刘庆邦《神木》、王安忆《富萍》、迟子建《第三地晚餐》、方方《落日》、李锐《旧址》、林白《一个人的战争》。我自己担任第3卷韩东和第6卷王安忆作品的翻译工作。

    之所以选择这些作品，首先是因为这6位男作家和4位女作家都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是文笔最为成熟的一代。另外，我们也着重考虑了文学类型、题材和视角的多样化以及整体的平衡。被选入的作品，有的描写了北京、上海、武汉、哈尔滨等地的城市生活，有的反映了偏远地区或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生活。作品的时代背景也是多种多样的，从国共内战到新中国诞生，从“文革”到改革开放以及现在。作品的视角也可谓丰富多样，既有反映贫富差距的，也有描写亲情、爱情的，还有描写女性自我意识的作品。参与翻译编辑的人员一致认为这套丛书基本上反映了近20年来中国当代文学的精华。

    在这套丛书问世时，有多位日本作家、文艺评论家、学者撰写文章向读者推荐这套丛书。其中著名作家辻井乔先生在文章的开头就明确指出：“只有通过一个国家的优秀的文学作品，才能真正了解这个国家。”他还说：“日本人往往按照自己国家的标准来评判别的国家，这种思维方式既危险，也很容易犯错……我想，在读过这10卷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以后，读者会发现，中国每个地区都蕴藏着浓厚的土地性和丰富的文化，每个地区的人都有着无穷的魅力。”

    辻井乔先生在写下这篇文章以后两年便离世了。现在，我们身处这样的环境，重新咀嚼他的这段话，觉得尤其意味深长。我相信，只有文学作品才能让一般的日本人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中国、什么是真正的中国人。不仅如此，这套丛书中那些坚强不屈、积极向上的中国人的形象会为日本读者带来许多感动和激励，它会使我们产生共鸣，也能引起我们的种种思考。

    最后，我想谈一谈我个人对翻译工作的一点心得，与中国读者分享。

    2014年2月，德国与瑞士合拍的电影《一个女人与五头大象》（2009年，导演瓦德姆·杰德内科）在日本公映。“五头大象”就是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5部长篇小说，这部电影就是关于女翻译家斯维特拉娜·盖尔生涯的纪录片。斯维特拉娜·盖尔出生于乌克兰的富裕家庭，少女时期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但是，到了斯大林时代，她的父亲受到残酷的政治迫害致死。后来，乌克兰被纳粹占领，斯维特拉娜带着母亲过着艰难的生活，为了躲避政治迫害她不得不离开祖国前往德国。此后的大半生她一直都在从事把俄国文学作品翻译成德文的工作。影片的一条主线是重现她当年经历的苦难，另一条主线是由她本人讲述翻译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心得。

    日本的放映公司在宣传这部影片时，特意请来9个日本翻译工作者谈翻译的心得，并且把谈话内容做成了宣传册和海报。我是其中之一，所以有幸以同行的眼光认真地观看了这部电影，并且有幸以斯维特拉娜为楷模重新审视了自己的翻译工作。翻译家斯维特拉娜·盖尔用她的一生证明，优秀的文学和坚实的努力是有可能超越政治干扰和战争创伤的。这部电影给了我很大的刺激和启发。

    我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做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工作，正式翻译出版的作品包括铁凝的《大浴女》、余华的《活着》、苏童的《碧奴》等等。加上近两年的王安忆的《富萍》、韩东的《扎根》、苏童的《河岸》和余华的《十个词汇里的中国》《许三观卖血记》《第七天》等共20多部。另外，还有20多位中国作家的短篇小说译介于日本文学刊物上。对日本人来说，要了解现代中国、了解现代中国人的心声，这些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很好的窗口。虽然我不能像斯维特拉娜·盖尔那样翻译重量级作家的大长篇，不过，我想，广泛地翻译介绍各类中国作家的优秀作品也是务实而有意义的工作。我会继续按这个方向努力下去，同时，也衷心期待中国的作家们写出更好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