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图书采购经费中,电子资源占到了65%,其中20%用于购买国内的产品,80%用于购买国外数据库。”在8日举行的2015北京图书订货会的全国馆社高层论坛上,清华大学图书馆副馆长邵敏公布的一组数字,让在场的出版界人士心里五味杂陈。
“图书馆界已经用货币投票的方式,对出版界的产品形态提出新的要求。”中国出版协会常务副理事长邬书林说,如果我们再不更新观念、解放思想的话,按照老路走下去,你的饭碗会被人家抢走。
在数字化的大趋势下,人民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国内老牌出版社陆续推出了自己的数字库产品,60余家出版单位还参与组建了中国数字出版联盟,用“抱团取暖”的方式推进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的融合发展。
如何判断数字出版的质量,是业界人士十分困惑的一个问题。人民出版社党委副书记沈水荣说:“很多图书馆认为数字出版产品容量越大越好、书的种类越多越好,把数字产品跟纸质书用一个标准衡量。其实,我们应该制定数据库、电子书的出版标准,从数据库的质量、数量、系统程度、结构化程度、数字化程度等因素来综合判断。”
国家图书馆中文采编部主任毛雅君也有同感:“我们进行过调研,现在有很多出版社都在搭建数字出版平台、出版数字产品,但是各自执行的标准差异很大,不同格式无法兼容。对于图书馆来讲,我们希望能够把更多不同类型的资源整合在一起。”
在国内众多出版社积极推进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邬书林提醒,不要忘记内容建设才是出版单位安身立命的根本,“出版的社会职能是传播知识、传递信息、传承文明。在数字化条件下,出版的核心工作仍然是知识的鉴别、加工、组织、整理。至于用数字化传播还是传统方式传播,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本报记者 杜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