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给奇葩建筑科学的约束

    制造这些“奇葩建筑”的人，无一不是把独特性、唯一性、差异性、时代特征挂在嘴边，但在求高、求大、求洋、求怪、求奢华的设计之风劲吹之下，很多建筑已经成了一种价值判断失衡的“城市装置”。无疑，在公共文化建设中，没有相互之间的和谐、丧失了文化品格的建筑注定没有美感可言。

    对奇葩建筑的吐槽，本来就是网上常年不败的话题，媒体集中批评“搞奇奇怪怪的建筑”之后，网上各类盘点热闹非常，各地的奇葩建筑，再次被网友翻出来调侃了一番。近日更有业界专家透露，国家住建部拟为“奇怪建筑”设判定准则，也就是说，“铜钱楼”这类有口皆碑的“奇葩建筑”，以后很可能不会获批建造了。

    虽然已有各种不利好，但各地仍然会时不时冒出一些奇葩大楼。近日在河南郑州，一座酷似“大树叶”的大楼又火了，路人争相拍照留念；而在北京，两年后即将完工的朝阳公园广场已经放出风来：在未来十年，它可能是北京最后一个进入市场的形状奇怪的标志性建筑了。

    在建筑界有一个说法，好的建筑，是设计师留给世界的纪念碑，而坏的建筑，则是留给世界的耻辱柱。不要搞“奇奇怪怪的建筑”，是对当前一些部门、一些地方搞的“奇葩建筑”的委婉批评。这些建筑有的像一夜暴富的土豪，毫不羞涩地追逐金光闪闪和珠光宝气；有的显然是过于迷信西方的建筑设计先锋，总觉着必须请个外国设计师才叫与世界接轨，才叫城市的国际范。这些“奇葩建筑”以奇特的造型刷新着人们对“建筑”的认识，挑战着全社会的审美底线。

    为什么中国近些年出现这么多“奇奇怪怪”的建筑？首先，是我们的一些地方政府部门管理者权力的参与，建筑之外，城市公共建筑首先附加了当地官员的个人喜好与政绩观。一些地方领导干脆以城市“总规划师”自居，真懂规划的专业人员反倒沦为画图工具。

    合肥美术馆被称为“合肥版鸟巢”，从外观上却像是一只不会搭巢的鸟乱垒起来的窝；耗资将近两亿、用钢材3000吨打造的抚顺地标景观建筑“生命之环”，不过是一个仅供观赏的“大铁圈”……制造这些“奇葩建筑”的城市管理者，无一不是把独特性、唯一性、差异性、时代特征挂在嘴边，但在求高、求大、求洋、求怪、求奢华的设计之风劲吹之下，很多建筑已经成了一种价值判断失衡的“城市装置”。

    不光白宫、国会山、埃菲尔铁塔、凯旋门在国内屡屡被山寨，一些地方已不满足仿造一两个标志性建筑，而是仿制整个城市。据报道，广东惠州几乎“克隆”了奥地利村庄哈尔斯塔特，杭州市郊的“天都城”则以“巴黎”的面貌出现。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石家庄市一文化园仿制“狮身人面像”，结果引来正版拥有国埃及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投诉。所以说，城市的建筑美学不光是城市建设规划和政绩观的问题，还是整个社会的审美水准和道德判断的问题。

    查看这些奇葩建筑的“血统”，可以发现其中不少都是出自“名门”：深圳“超短裙”由荷兰建筑设计天才雷姆路库哈斯设计，银河SOHO由英国建筑师扎哈路哈迪德设计，上海“马靴楼”是日本著名建筑大师青木淳的作品，苏州“秋裤楼”出自英国RMJM公司之手……而且这股潮流已经由一二线城市蔓延到三四线城市，不少县级市都在举办“国际招标”疯抢“洋设计师”。

    但是问题来了。为什么库哈斯们的艺术理想无法在他们的祖国得以实现，非要不远万里来中国完成呢？答案是，在西方一些国家，建筑的兴建是需要经过市政的设计管理部门批准的，以使新建筑的风格不至于破坏整个城市的现有风格。而在长期以来缺乏市政统一规划的中国，那些奇奇怪怪难以“落地”的建筑，一些城市为“标新立异”却求之不得。于是，从声名显赫的设计大师到那些并不知名的资历尚浅的年轻设计师，都想来中国大展拳脚。在业内人士看来，中国已成“洋设计师”的试验场。

    建筑是一个地方的名片。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公众对那些造型浮夸、体态怪异的建筑，素来吐槽无数。特别是那些存在官方背景、由公共资金所建的“奇葩建筑”，其所招致的非议注定更甚。还城市景观以应有的和谐和秩序，是很多人的共同诉求。

    什么是“奇怪的建筑”，是否有一个科学的“硬指标”？对此业内还在热烈地讨论，但以下几点基本已成共识：用料超多、结构太复杂不行，与当地气候不契合不行，与文化传统格格不入不行，设计不考虑功能不行，和整个布局不协调不行。虽然制定标准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但至少能让设计师更多地从人的需求、环保等方面去设计建筑，而不是单从外观上哗众取宠。

    （作者为中国青年报主任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