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书局:百年的守正与出新

    2012年3月的一个夜晚，87岁的陆费铭琇老人点燃了一盏明灯。火种开始传递，从耄耋之年的老编辑，到中坚一代，直至十来岁的稚嫩孩童，10位传灯使者手中的灯火，依次点亮。此刻，距离陆费逵初创中华书局时的1912年，整整过去了一百年。

    强毅、专一、前进，当年，出版家王云五曾这样评价陆费逵的性行。百余年来，这位创始者的情操与格局，在几代中华书局人的血脉中薪火相传，成为这家出版重镇的精神根基。

强毅

    “立国之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也。”在1912年发表的《中华书局宣言书》中，陆费逵如此阐述中华书局的使命。不久之后，中华书局就出版了自己的《中华教科书》。

    没有了以往教材中的枯燥说教，顺应辛亥革命的时代潮流，提倡教育改革，《中华教科书》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套适合民主共和政体的教科书，迅速在全国流行开来，一举奠定了中华书局在近代中国出版界的地位。老一辈学者中有不少人正是因为这套教科书而与中华书局结缘，历史学家邓广铭就是其中之一。他曾回忆：“这些教科书使我耳目一新，扩展了我的视野，也开拓了我的思路。”

    《中华教科书》成功了，然而，“麻烦”也随之而至。1914年3月，当时的教育部非正式通知有关书局，要求在教科书中加入颂扬大总统袁世凯的内容。1916年1月，《日本》《国耻》《明国耻》等课文中的爱国主义内容，招致日本驻华大使向中国外交部提出交涉。面对强权，中华书局旗帜鲜明，毫不妥协，始终保持着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强毅。

    “中华书局经历百年风风雨雨，至今仍能屹立于学术之巅，靠的是两个字：一个是‘特’字，一个是‘精’字。”中华书局原总经理李岩解释说，“‘特’是举世无双，不求第一，但求唯一；‘精’是精益求精，不求最大，但求最好。”

专一

    早期的中华书局，凭借其独树一帜的个性，吸引了大批志趣相投的学者加盟，梁启超、沈雁冰、刘大杰、张相、黎锦熙、田汉、陈伯吹等或受聘编辑，或特约著述，一时风景，蔚为大观。

    1958年，中华书局成为整理出版古籍的专业机构，徐调孚、陈乃乾、赵守俨、宋云彬、杨伯峻、王仲闻等古籍整理专家陆续汇聚中华书局。这个阵容与30年前相比，也毫不逊色。中华书局在时任总经理兼总编辑金灿然的倡导下，学术气氛浓厚。回忆起调入中华书局工作的日子，出版家戴文葆说，中华书局成了他大学毕业二十多年后接受再教育的新学园。

    “在编辑部的工作档案中，我曾见过王仲闻先生审读加工《全宋词》所留下的高可盈尺的审稿记录和与作者唐圭璋先生往返商讨的信件，还见过周振甫先生审读《管锥编》时长达数万言的审稿意见。”现任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为前辈们的风范深深折服。1987年，当他开始担任《全唐诗补编》责任编辑时，效法老一辈的学术态度、奉献精神，成为他的不二选择。

    “《补编》看似一部文学作品辑补之作，实际上是一部具有非常大难度的学术考订著作。在此期间，我系统搜集国内相关著述，并予以鉴别，再与作者往返通信，商讨书稿的有关细节，彼此成为志趣相投的挚友，因缘难得。”徐俊说，在学者型编辑最集中的中华书局做编辑，要熟悉书稿所涉及学科的研究状况，而不能满足于书稿的一般技术性处理，已经成为一种传统。

前进

    对于熟悉中华书局的人来说，“前进”的精神一以贯之，历史学家何兹全就曾道出其中的奥秘。他说，在其他出版社还在影印出版古籍的时候，中华书局就出版了不少标点本、排印本，像《四部备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点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有标点、有分段，更方便现代人使用。

    在2003年底的一次座谈会上，北京大学教授袁行霈寄语中华书局“守正出新”四个字，很快成为新世纪中华书局的“局训”。为了弘扬传统、服务学术，重要的基本古籍，即使内容再专，市场再小，也要坚持出版。与此同时，挖掘典籍中的精华，让大众通过不同的载体和方式共享传统智慧，同样义不容辞。

    于是，《中华经典藏书》《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中华国学文库》陆续面世。普通读者发现，放下繁体竖排的身段，这些新式标点、简体横排的经典，面目变得亲切可爱，而古籍整理的严谨态度并未稍减半分。

    古籍数字化的尝试也在这里进行。2014年6月，“中华经典古籍库”在全国多家图书馆投入使用，首期收录近300种中华书局出版的整理本古籍，共2亿多字，引用文献可以自动生成引用脚注，与查阅纸书一样准确。

    “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陆费逵这句名言镌刻在中华书局的大厅，激励着每个从这里走过的中华人。

    （本报记者 杜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