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重文化的形成及其张力结构

    春秋时期，面对“礼崩乐坏”的混乱局面，各诸侯国被浓重的危机感所笼罩，各自都想方设法解除内忧外患，获得竞争优势。而那些执政卿大夫们也提出各种思想主张、政策谋略，施展于政治、军事和外交领域。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主要有三家：齐国管仲的法家思想、鲁国孔子的儒家思想和楚国老子的道家思想。

    春秋时期的主导文化是一种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的基本框架实则继承了殷商西周的礼乐文化。周礼可以说是殷周社会秩序思想的一个总结，核心是设定了以家庭血缘关系与社会等级关系之间的同一秩序。礼易僵化，乐以辅之，目标是把行礼者带入审美境界，更肃穆、更动情。对于这种政治文化继承最全面和最深入的是孔子。西周时“礼不下庶人”，孔子扩大了礼的范围，主张对所有人都“齐之以礼”。礼本身不是目的，礼是为了维护井然的社会秩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安其位，整个社会就会形成一种完美的差序结构。孔子不仅仅把礼理解为一种礼仪，而是更看中礼仪背后的道德之心，有了伦理感和道德心，礼才真正获得了依托。于是，孔子又为礼找到了人性根据，那就是仁。“仁者，爱人”，这种爱起于“亲亲”之爱，推而广之，终于“泛爱众”，实际上就是所谓的“仁政”。当代一般把孔子的思想支点归结为“仁”，突出他思想的人道主义的一面；但从文化渊源上看，他思想核心似乎是礼，因为“仁”是后续的，是补充的，是为了让礼深深扎根于人性深处，以充分证明它的合法性。但是，正是由于“仁”的出现，以及“仁”所具有的某种挣脱外界束缚的独立性，使得孔子所倡导的政治文化带上了鲜明的理想化色彩。

    真正更具实用主义色彩的政治文化是齐国名相管仲创造的。有人把他看成是春秋时代第一个大的思想家。管仲的思想比较复杂：他讲究德的重要性，认为“礼义廉耻”为国之四维；他有民本思想，认为“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就得推行“与俗同好恶”的政策，“案田而税”“相地而衰征”，惠民以利；他讲究礼，在用人上尊贤授德、察能授官，这是类似于仁政的一面。但是，他还显露了强势的一面，其一是执“法”的严厉。管仲是礼法并举，德法并用。他说：“凡牧民者，欲民之可御也。欲民之可御，则法不可不重。”为了把法贯彻到底，他打破血缘亲情对执法困扰，讲究律法面前无分贵贱。思想史上一般把管仲列入法家。其二是推行“作内政而寄军令”，以乡建制，推行全民皆兵的政策，强化了军队的战斗力。他实现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帮助齐桓公成为霸主。仁政不过是增强实力的手段，管仲真正要干的是要把齐国的王权延伸到国外，实现“霸道”。

    至此，中国三代以来的礼乐政治展示了自己的边界，在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那里，发展出了“王道”；而在以管仲为代表的法家政治家那里，膨胀为“霸道”；二者之间巨大的张力实际上代表了中国政治文化的实质，那就是王霸互用，霸王道兼之。

    但另外的执政卿大夫则看到了争权谋利、勾心斗角背后的虚无，从而采取了逃避策略，这个人就是老子。老子的思想核心是“道”，道是精神性的宇宙本体，也是万事万物的内在规律；道是有，也是无，道空虚，但也是万物之母，因此是众妙之门。在老子看来，整个春秋时代是历史的倒退，文明推进的每一步都是因为社会的退步，“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所有的政治策略都导致社会危害，“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因此，他希望“无为而治”，弃圣绝智，回到小国寡民的状态，无知无欲，才能获得幸福。

    儒家、法家尽管文化走向不同，但是其核心部分都属于一种政治文化，目标是安抚民众，改造社会，稳固统治，伸张王权；而以老子为鼻祖的道家文化，则对龌龊功利的政治文化深恶痛绝，从而走到它的反面，而恰好在这一面，通向了对肉身的感悟，通向了对精神自由思考，把文化的视野收束到了个体那里，追求一种柔弱、安静、素朴、自然的生命状态。

    至此，春秋时期的主要文化流派都已生成。这三个文化流派构成双重张力结构，首先在政治文化内部，儒家文化和法家文化彼此对应，由此导致的王道和霸道相互制衡，形成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内在张力。而道家文化作为政治文化的对立面出现了，它把人们的目光由现实世界引向对个体生命的自觉和感悟，又和政治文化之间形成了一种张力结构。中国传统文化就在这多重缠绕的张力结构中彼此制约，相克相生，不断生成和释放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活力，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成长、繁衍。至此我要提醒的一个问题是，这三种影响深远的文化，创造的主体都是执政卿大夫，管仲、孔子和老子，无一例外。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春秋时代中国文化大裂变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的是执政卿大夫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