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挥市场作用 建设美丽中国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专章论述生态文明建设，并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目标，强调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建设生态文明，要“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必须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自然发展规律，充分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努力建设美丽中国。

造成生态危机的市场根源

    建设美丽中国，具体而言就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高中国的生态文明水平。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是生态文明的基础，生态文明是对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更高发展，三者内在统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高速增长，但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生态环境代价。

    自然资源环境市场化不足是生态危机的根源。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说明中指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一定程度上与体制不健全有关，原因之一是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的所有权人不到位，所有权人权益不落实。”降低生产成本，是市场竞争的永恒法则。商品市场化意味着市场主体必须通过提升内涵或外部转嫁来降低商品生产成本。当内涵提升成本很高，外部转嫁成本很低甚至近乎免费时，理性市场主体都会选择后一种方式。自然资源被浪费、环境被污染，根源正在于当所有权人缺位时，资源环境的价值无法体现并得到保护，成为商品市场化竞争压力下最好的成本外部转嫁出口。我国商品已充分市场化，但商品生产的必备原料——自然资源以及环境容量还未充分确权并市场化，得不到市场竞争性保护。在清洁能源科技转换成本很高的情况下，各市场主体为了在竞争中获胜，自然选择使用污染型自然资源并任意排污，形成资源和环境的“公地悲剧”即生态危机。可见，自然资源环境市场化进程远远落后于商品市场化进程才是生态危机根源所在。

把市场决定性逻辑融入美丽中国建设之中

    完善自然资源环境生态产权保护制度。要对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生态空间进行统一确权登记，形成归属清晰、权责明确、监管有效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对环境容量进行确权，形成权责明晰、保护严格的环境容量产权制度；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坚持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谁受益、谁补偿，谁污染、谁付费，倒逼市场主体通过“外部成本内涵化”来遏制资源浪费、环境污染，提高市场主体生产生态产品的积极性。

    重点是做好自然资源资产使用权主体实体化、多元化和环境容量产权明晰化工作。我国法律规定自然资源属于国家和集体，但集体和国家所有权为行政权所吸收，缺乏市场经济意义上的权责自负、主体多元的产权人。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在法律和体制上突破创新。所有权和使用权“两权分离”的农村土地承包制是我国产权制度的一个重要创举，足够长且稳定的使用权发挥着与所有权相似的作用，它为非私有产权和市场机制之间架起了联系的桥梁，为自然资源资产产权法律体制创新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环境容量产权明晰化是排污权市场化的前提，各地政府每年要根据当地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科学计算环境总容量，即一年内环境可以消化的排污总量，使排污量产权化。当地任何企业要排多少污，就必须购买相当量的排污权，所有企业一年的排污总量必须在总容量以内，即通过环境容量产权的明晰化，改变环境容量的公共物品特性，实现环境容量的排他性消费。

    建立健全自然资源环境生态产权交易市场体系。习近平指出，建立在大量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基础上的增长得不偿失，更难以持久。老路走不通，新路在哪里？就在科技创新上，即加快从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发展为主向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主转变。以市场竞争倒逼市场主体通过以科技为核心的全面创新，提高单位自然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所对应的经济产出效益，降低清洁能源转化成本，提高清洁能源的使用率，提高生态产品供给，使各地区在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可承受总量下，实现经济收益最大化。

    重点是要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自然资源环境生态产权交易市场规则。要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在自然资源使用权、环境排污权、生态受益权等产权面前，无论公有制企业还是非公有制企业一律平等、公平公开竞争。下决心破除限制产权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清除非公有制企业面临的资源使用、污染排放歧视等体制性壁垒或行政壁垒，严禁和惩处各类地方政府为发展经济而降低环保标准的所谓优惠政策行为。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充分发挥市场价格机制在产权流转配置中的作用。建立健全企业生态文明征信体系，将企业资质与其对生态文明市场规则的遵守情况挂钩。

    提高政府治理生态环境的科学性和实效性。习近平指出，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政府不是退出、不作为，而是政府和市场各就其位；政府和市场关系理不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有效发挥就会受到诸多制约。提高政府治理生态环境的科学性和实效性，一方面要“激活力”，把该放的权放到位，最大限度地减少微观领域政府对资源环境的直接配置，用市场产权配置取代行政配置，激发市场活力；另一方面要“堵漏洞”，加强政府对资源生态环境产权和市场体系的监管和保护，堵住商品生产成本外部转嫁的漏洞，倒逼市场主体依靠创新驱动、提升内涵的方式提高竞争力。

    重点是堵住外部性漏洞。一是要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增强全民环保生态意识，营造爱护生态环境的良好氛围，对企业环保形成监督力量。二是制定企业环保法律、政策、标准等，为企业行为提供准绳，建立环保高压线。三是加强监管，利用现代科技即时监测企业的自然资源使用权和排污权的使用情况，及时发现“搭便车”行为并进行严惩，通过实际惩戒使企业慑于外部转嫁，破除侥幸心理。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