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应改善对华舆论生态

    过去两年，由于日本对钓鱼岛单方面宣布“购岛”和在历史问题上开倒车，中日关系急剧恶化。在内政外交诸多压力下，日本把北京APEC峰会看作打破僵局的重要机遇，派高官来华反复沟通，两国终于在会议期间就处理和改善关系达成四点原则共识，习近平主席也在峰会期间应约会见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但未来中日关系能否稳健发展，关键还要看日方能否切实遵守新的“原则共识”。对此，中国外长王毅明确表示，日方应该秉持正确的历史观，与过去的侵略行径和理论一刀两断，彻底决裂；应该客观正确认识和对待中国发展，奉行积极的对华政策；应该继续坚持走得到各方认同和支持的和平发展道路。这“三个应该”分别从“历史观”“中国观”“发展观”的角度，抓住了中日关系的症结。近年来日本在“三观”上的错误认识逐渐占据主流，恶化了对华舆论生态，成为破坏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的重要渊薮。只要这种舆论生态不改变，日本看待中国的心态就难以发生积极改变。因此，日本如要改善对华关系，首先要改善其对华舆论生态。

一

    日本对华“历史观”“中国观”“发展观”的扭曲由来已久。20世纪30年代，面对日本侵华灾难，作家巴金曾苦苦思索日本发动战争的原因。在1935年赴东京和横滨小住七个多月后，巴金找到了答案：日本媒体“没有把真相告诉日本人民，人民听假话受了骗”。回国后，巴金写了题为《日本的报纸》的文章，对日本报纸天天谩骂中国、丑化华人、煽动舆论、误导社会的行径给予了揭露。几十年后的1982年，针对日本篡改历史教科书的闹剧，巴金在《随想录》中再次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媒体蒙蔽了日本百姓，而老百姓“相信宣传”，“颠倒是非到了这样的程度，我不能不感觉到舆论工具的‘威力’之大”。

    日本丑化和仇视中国的舆论生态，来自于其扎根深远又从未得到彻底清算的右翼思潮。早在明治维新时期，标榜大亚细亚主义、天皇主义和亚洲霸主的国家强权思想就已在日本形成，直接成为后来日本与德意法西斯一起发动世界大战的精神支柱。二战后，由于当时冷战的国际环境，很多曾被判为文化战犯的右翼分子几乎未受任何追究。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与美国签署《旧金山和约》后，日本彻底倒向西方反共阵营，右翼保守势力全面回潮，他们深感控制、操纵言论的重要性，苦心经营舆论阵地，控制了媒体和讲台、理论和舆论等社会文化高地，并在财界支持下建立了右翼媒体康采恩——富士产经集团，核心媒体是《产经新闻》和富士电视台，对外反共反华甚嚣尘上，对内极力打压进步声音。《产经新闻》这家主要面向低学历、低收入读者的大众报纸，通过开办大型言论栏目“正论”及同名杂志，网罗了一批来自政、官、财、学各方面的“右翼尖兵”，长期用反共言论为日本民众“洗脑”。20世纪80年代，日本右翼势力再次回潮，重要标志就是《读卖新闻》向右转。1984年元旦，读卖发表新年社论，全面阐述拥护中曾根右翼保守主义政策、亲美反共、抵制反核的和平主义运动的立场。从此，有着近千万份发行量的《读卖新闻》正式与《产经新闻》结成联盟。

    进入21世纪后，日本右翼思潮势头不减。在一本名为《如果我是日本首相——日本新生代政治家宣言》的书中，包括安倍在内的一批当时的年轻议员提出了施政主张，“如果我当了首相，一定要打造新生日本”“有尊严的国家”“坚决行使集体自卫权”“废除下跪外交和软弱外交”等日本右翼典型言论比比皆是。目前这些人不仅大多走上了日本政坛，而且左右着日本舆论。如在日常舆论运作中，《产经新闻》的人是“与安倍政权距离最近的记者”，不但总能得到独家新闻，还常常为首相代言放风，日本同行因此评价说，《产经新闻》的记者已不是职业意义上的记者，而是支持安倍政权的社会运动家和刀笔吏。而此类日本大报有关中国的报道，从来都是天灾人祸，漆黑一片。

二

    作为日本民粹主义政治的产物，安倍政权极为看重舆论的作用，对媒体实行主动干预、挟右制中、借右打左的综合策略，持续打压左翼声音，右翼思潮的市场则空前扩大。可以说，塑造包括“围堵中国”“遏制中国”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主流舆论，既是安倍的主要施政手段，也是其“脱离战后体制”右翼方针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安倍政权用“大棒加橄榄枝”对媒体实施操控。“大棒”既有《特定秘密保护法》这种对“新闻自由进行极端限制”的法律手段，也有记者俱乐部、恳谈会这些对媒体灵活收放的日常管控机制。“橄榄枝”则主要是政府的广告预算、报业消费税减税政策等“软支票”，以及对媒体高层的任命和政府延揽各种政策咨询会成员的“位子诱惑”。尽管目前日本的财政状况捉襟见肘，但安倍在政府广告预算上却十分大方，本年度的宣传预算达65亿日元，较2013年度的44亿日元明显增加。今年4月，为营造增加消费税的舆论氛围，安倍内阁投放了约13亿日元的政府广告费，并且“票子”和“位子”双管齐下。如在通过争议极大的《特定秘密保护法》过程中，安倍钦点读卖新闻社会长担任“信息保全咨询会议”会长，而该报在过去五年间获得高达21亿日元的政府广告费。面对政府伸出的“橄榄枝”，日本各大媒体之间争名逐利的恶性竞争不断加剧，舆论立场进一步分化，使右翼势力有机可乘。

    安倍政权今年还“攻下”了NHK和《朝日新闻》两个主要媒体阵地。对于NHK，安倍先是在12人经营委员会中安插5名亲信，并夺下了会长这个关键位子。安倍此举的效果立竿见影，此后，NHK这些高层“井喷式”发表右翼言论，在慰安妇、福岛核事故、集体自卫权等重大问题上，都放弃了以往客观中立的立场，变成了政府的应声虫。《朝日新闻》方面，11月14日，该报社长木村伊量被迫引咎辞职，原因是该报对慰安妇和福岛核事故的报道“有误”。日本的一些保守主义大报乘机群起攻之，为朝日扣上了“卖国贼”的大帽子，进而发展到对相关记者进行人身攻击、暴力威胁的地步。对于这种罕见的舆论围攻恶例，安倍不但没有发表任何持平之论，反而火上浇油，公开批评朝日对重大问题的报道，结果进一步刺激了事态发展，酿成了围攻朝日的右翼大合唱。

三

    当今日本右翼的主张尽管五花八门，但九九归一，都集中在鼓噪新的民族主义这个路数上，纵向是否定和篡改历史，为过去的侵略战争翻案；横向是遏制中国，“再造”日本称雄亚洲的辉煌；外向是争夺各种价值观高地，维持“美丽日本”的国际形象；内向则是打压异己，让任何敢对日本内政外交“说不”的声音三缄其口。

    但物极必反，日本右翼在纵横、内外所有维度上的全面出击，招致了国际舆论及其国内有识之士、普通民众越来越多的抵制。以慰安妇问题为例，随着安倍政权加大否定“河野谈话”的调门，并正式要求联合国撤销关于二战日军随军慰安妇报告的部分内容，联合国有关机构对这一无理要求断然拒绝，韩国也爆发了空前的抗议，韩日关系跌倒了冰点。

    在日本国内，今年7月日本内阁强行通过修宪解释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决议时，舆论调查中51%的民众表示反对，支持者仅为33%，而在新闻管制较松的日本地方媒体中，43家主要地方报纸有40家对此表示“反对”，集体自卫权议题使内阁支持率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最新舆论调查表明，目前安倍内阁的支持率已经跌到44%，创其重新执政以来新低。

    日本知识界的有识之士也对当前恶化的政治生态、舆论生态表达忧心。今年10月，日本历史学研究会发表声明，批判领导人和部分媒体有关慰安妇问题的错误见解，“日本政府目前的行为是无视真相和不负责任的。在国际范围传播这种姿态非常愚蠢，而且会进一步蹂躏昔日沦为日军性奴隶的受害者尊严。希望安倍政权能够真挚面对过去加害的事实，真诚地对待被害者”。日本著名哲学家梅原猛在接受共同社采访时也尖锐指出，“只在本国说得通的日本主义是行不通的”。

    近代以来，中国始终是日本右翼思潮攻击的目标。随着当代中国和平崛起，特别是201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越日本后，日本右翼对中国的污蔑、仇视更到了狂热的地步，千方百计妖魔化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经过右翼舆论长期的浸润濡染，日本普通民众对中国的印象连续多年都是“不好”和“比较不好”占多数。但是，随着中日力量对比的此长彼消，种种受右翼思想影响的扭曲认识，包括用自恋心态看待日本历史特别是侵略历史的“历史观”、用有色眼镜看待中国的“中国观”、用围堵和对抗等冷战思维设计出来的“发展观”，等等，在日本也开始失去市场。此次在北京APEC的“习安会”上，安倍也被迫在三个方面做出了积极表态。在历史观上，他表示“本届日本政府将继续坚持以往历届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认识”；在中国观上，表示“中国的和平发展对日本、对世界是重要机遇”；在未来发展观上，表示“日本决心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安倍的表态当然并非发自内心，但至少反映了时代潮流。希望日本能以此次领导人会见为契机，把中国提出的“三个应该”视为一剂良药，从匡正自己的舆论生态和社会心态入手，一步步推动中日关系重新步入正轨，为亚洲也为其自身营造一个健康有益的国际环境。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日本所社会室副主任、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