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轴心时代文化突破的主体

    雅斯贝斯在《智慧之路》中认为，公元前八百年至前二百年是人类历史上的“轴心时代”，在此一时段整个人类精神不约而同地获得了飞跃。中国文化的转折点在春秋时期，标志是孔子和老子的出现。雅斯贝斯的这一观点充满了真知灼见，早已为文化界普遍认可。现在的疑问是，为何春秋时代成为中国文化突破的关键时期？引发这次文化突破的主体是谁？真如一些学者认为的那样，是由一批横空出世的“士”引爆了这次文明突破吗？

    殷商、西周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央王朝拥有绝对的文化主导权，掌握知识的祝、卜、史、宗等“王官”环绕在最高统治者身边为他服务。在浓重的神巫色彩的笼罩之下，春秋以前文化观照的核心其实是“治政”之术。中国文化的若干基因那时渐次生成，如对祖先的崇拜，对象征性仪式的重视，对天帝的敬畏，对社会等级秩序的追求，等等。春秋时期，文化下移，形成了所谓“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局面。春秋时代的主题是诸侯争霸，国力强盛与否成了生死存亡的关键。如此严酷的形式之下，各国的执政卿大夫都拼命汲取前代的政治经验和统治智慧，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因此《尚书》《诗经》《周易》等典籍受到重视。“王官之学”于贵族阶层普泛化，迅速变成了执政卿大夫阶层的思想武器。

    那时的执政卿大夫阶层无论是讨论国事还是进行外交，都要对这些经典随时加以征引。从《左传》和《国语》对《尚书》援引的内容看，主要是围绕着“礼”展开，落脚点在“德”。在春秋时代的执政卿大夫看来，要想维持国家稳定，就要维护等级差别，只有这样才能很好地“使民”；维护秩序的方式是“礼”，以“礼”行“政”，才能保持和谐的局面；而要维护“礼”，就要落实于“德”，没有“德”的维护“礼”就难以生根，难以延续。《左传·庄八》中鲁庄公引用《尚书·夏书》中的一句话“皋陶迈种德，德，乃降。”为政者有了“德”，民众就会顺从，而让民众听从指挥，才是政治成功的根本。当然要做到“使民”，对统治者要做出若干规训。在《尚书》中“德治”思想已经萌芽，在春秋时期这一思想被执政卿大夫阶层反复言说、探讨和深化，并贯穿到政治实践之中，逐渐变成了贵族阶层的文化无意识。春秋时代，《诗》被纳入到“礼”的范畴之内。无论是提出自己的政治观点，还是在外交场合，执政卿大夫经常要用《诗》来隐曲地表达，“不学《诗》，无以言”。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尚书》还是《诗》，都是当时以“礼”为核心的政治文化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既是政治文化的思想资源，也是藉此发展政治文化的跳板。“礼”是春秋时期最为核心的文化概念。“春秋五霸”明明是比拼武力，却还要打出“尊王攘夷”，因为“尊王”才合乎“礼”。

    春秋时期还是中国文化走向世俗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小雅·雨无正》上就说：“浩浩昊天，不骏其德。降丧饥馑，斩伐四周。”面对天下大乱的局面，某些统治者表现出对“天”的怨恨和质疑。春秋时期中央王权更为衰落，很多人开始认识到所谓的“天命”“帝”或“上帝”的支撑有点靠不住，宗教文化开始动摇，现实世界受到更大关注。而春秋执政卿大夫更自觉地关注的焦点从“天”上移到“地”上，把更多的精力集中在现实统治智慧上，因此政治文化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这些执政卿大夫包括楚国的申叔时、椒举、令尹子文、老子，晋国知武子（知罃），齐国的管仲、晏婴、陈文子，卫国的石碏、蘧伯玉，宋国的向戌，郑国的子皮，鲁国的臧僖伯、孟僖子、季武子、孟献子、臧文仲、孔子、季康子、曹刿，等等。儒家的那些基本文化观念都已经形成了，只是在春秋末年孔子出现以后，通过《论语》以及《春秋》把这些观念加以明确化、固定化和理论化；特别是引入了“仁”学观念，为“礼”文化找到人性基础，为“礼”文化的合法性提出了非常有力的证明。可以说孔子是中国“礼”文化的集大成者。

    春秋时代诸侯分裂造成了政治的混乱，却为思想的多元化提供了条件。执政卿大夫们具有不同的个人气质，身处不同的国度、不同的职位，面临着不同的生存处境，思想倾向就会有所差异。大部分执政卿大夫的思想都近于儒家，齐国杰出政治家管仲却以强烈思想个性开辟了“法家”的一个源头。管仲作为国相看到了“礼”对于维护整个社会秩序的重要意义，但是通过道德和舆论来支撑过于乏力，因此他把“法”作为强有力的支撑。《管子·任法》上载：“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无论贵贱，都应该受到法的约束。《管子·重令》上说：“亏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从令者死。五者死而无赦，唯令是视。”可见他的执法是十分严厉的。“法家”的苛严历来受到舆论谴责，但历代帝王也都在暗处模仿。此时还崛起了另一个思想家老子。老子的思想也是以“礼”为核心的政治文化参照，不过“知雄守雌”，在批判中走到了主流政治文化思想的反面。他认为“‘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主张尊重生命的自然状态，讲究“无为而治”，开启了自觉的生命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