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问题,和经济发展问题密不可分。经济学家和国际机构为此提出了各种方案。其中一种代表性的方案是由总部设在华盛顿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提出来的,被称为“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有四个支柱,一是“私有化”;二是“市场化”;三是“稳定化”;四是“自由化”。这四个支柱看上去都是非常合理的。但今天尘埃基本落定,推行“华盛顿共识”的苏东国家经历了经济的衰败,迄今尚未恢复元气。而没有推行“华盛顿共识”的中国、越南等国家却出现了经济发展的奇迹。
林毅夫、蔡昉、李周所著《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这本出版于20年前的专著,不同寻常地最早提出了“中国奇迹”的概念,并且提出了一个新颖的理论框架来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奇迹。作者们以新中国的重工业发展战略作为逻辑的起点,来分析中国渐进转型的实质。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的发展战略违反了中国的资源禀赋结构,从而不能通过市场来配置资源;同时政府必须内生地扭曲要素价格来支持重工业的优先发展,如通过行政手段人为地压低利率和汇率、工人的工资和原材料的价格,以及消费品的价格。在经济组织方面,政府为了控制工业剩余和农业剩余的使用,又不得不实行工业的国有化和农业的人民公社化。由是观之,扭曲的宏观经济环境、集中的计划资源配置体制和没有自主权的微观经济主体构成了这种三位一体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
实际上,该书提出的理论框架,不仅适用于转型经济体,也同样适用于发展中经济体。该书最重要的洞见是,每一个经济体在每个发展阶段的有竞争力的产业内生决定于该阶段的要素禀赋结构,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产业并且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来赶超是发展中国家的最优发展策略。近年来,林毅夫教授将该书的基本思想进行了发展和完善而形成了“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新结构经济学的出发点也是: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每个时点上的经济结构是由该时点的资本、劳动、自然资源等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动态地看也会随之而改变。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不同要素的相对价格。如果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不能提升,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就不能提升,生产率和经济发展水平就不能提升,就会跌入“贫困陷阱”或者“中等收入陷阱”。
在政策建议方面,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提出,政府应该在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有效的产业政策需要根据新产业的需求有针对性地改善基础设施和制度环境,来帮助市场识别并实现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林毅夫教授还提出了“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的六个具体步骤,尤其是先找到一个人均收入比本国高一倍,并维持了20年至30年高增长的国家作为榜样,该国家成熟的可贸易品部门可能就是本国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部门。这样,“有为政府”可以通过有效的产业政策来促进经济发展。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林毅夫教授与其合作者们开创的新结构经济学是直面真实世界,将中国和东亚模式的发展经验进行提炼和升华而形成的一般性理论框架。新结构经济学提出要关注一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这是非常具有洞见的,因为在给定的时点上,这是最紧的可行性约束条件;其他的约束条件都是内生于该约束条件的。
这个理论框架也是对次优理论的完美运用。次优理论指的是,如果经济中存在很多扭曲,那么消除其中的一个扭曲或者几个扭曲(只要还没有消除所有的扭曲),情况可能会变得更差而不是更好。举个形象的例子来说,一家人的房子着火了,同时水龙头也坏了,关不上一直在流水。这时候如果试图将水龙头修好关上,反而使得情况变得更糟。对于一个经济体来说,特别是对于一个发展中经济体来说,亦是如此。经济中存在很多扭曲,很多市场都是不完美的,各种制度也是不完善的。局部的修正和改进很有可能使得全局上更差。对于中国的问题,如果仅仅从“局部均衡”的角度来看,可以说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林毅夫教授和他的合作者们从一般均衡下的“次优世界”这个角度来看,显然更加准确和客观。
经济发展是一个从“此岸”(市场不完备、生产率低、人均收入低)到“彼岸”(市场完备、生产率高、人均收入高)的过程。林毅夫教授和他的合作者们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增订版)这本书中指明了到达彼岸的一条路径。这也是中国的经济改革和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对经济学和经济的发展所贡献的智慧,将来会有更多的有志之士加入林毅夫教授的行列中研究这条路径,使更多的发展中经济体能够顺利地抵达彼岸。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