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性文化与当代诗词的国家职责

    最近一段时间，和中华诗词在当代的命运关系最密切的话题，无疑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尖锐指出的“去中国化”问题。我个人以为，未必是教材编写者一定有什么政治目的，但同时也因此感到更深刻的悲哀和无奈。近代以来，以鸦片战争时期西方“坚船利炮”为代表的物质文明为先导，以20世纪初期西方“德先生”“赛先生”为代表的政治与社会制度为中坚，再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西方“现代主义理论”“后现代文化”为代表的理论与文化思潮为殿军，一种“以西方之标准为标准，以西方之是非为是非”的殖民心态由表及里，由外而内，成为百年痼疾。一些人像这样“去中国化”已经习以为常，麻木不仁，甚至是无意识化了。但最令人惊奇的却是，这个问题很大的“冰山一角”，竟然是从教材中的“古典诗词”被掀开的。这正说明了美轮美奂的中国古典诗词与中华民族生存发展所特有的内在密切关系。

    以“诗性智慧”为核心，不仅可以梳理出中国文化的清晰肌理，也可以建构出与西方文化的结构性差异。源远流长的中华古典诗词不仅是一种文学技艺或审美对象，也是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的完整承载体系与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最真实的生活方式。中华民族最大的贡献是诗性文化，这个文化既是我们民族与其他民族相互区别的标志，也是中华民族内部自我认同的身份证明。所以说中国最根本的文化是诗性文化，中国文化的安全就是诗性文化的安全。从诗性文化出发我们才知道什么是中华民族的真善美，这和某些媒体上教给年轻人的完全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