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门蝉与北京蝎

    听到或读到老一代的人形容他们饥饿的样子，多半是外省老兵，南征北讨的日子就是一段饥饿史。后来在台湾台南盐分地带文艺营队当学员，夜间听老师们谈起从前的苦难岁月，以光荣的口吻叙述那个贫匮年代，如同我们现在跟子女提到：“想起以前啊，日子哪有这么好，一年吃没几次白米饭，吃鸡腿得结婚喜庆才有……”我说，我也穿过面粉袋，吃过米虫爬呀爬的米。老师极为讶异，但一听我是金门人，就信了。我虽小老师一代，但金门早期发展落后，我竟在对贫困的理解上，跟老师们算是同时代的人了。参加夜谈的同学纷纷投以艳羡的眼光。

    事实上，这是我第一次因为贫匮而被羡慕。

    贫穷的农家子弟，得设法把各种东西都吃下肚子里，还不能闹肚疼。曾应台湾《中国时报》副刊邀请写一篇“美食”文章，我说，实在写不来，主编鼓励：“不然，有趣的、新奇的也行。”我因此写了小时候怎么抓蝉，然后又把蝉丢进燥坑里烤熟，剥了蝉的背来吃。事后有人说，真有这么一道菜的，做法却是高明精致多了；还有人问，现在还吃蝉吗？我说，当然不敢再吃了。

    记得某小说家小时候也曾深度饥饿过，所以他吃饭吃得专心、吃得急，明明身在繁华台北，菜上桌，却忘了时代似的，专心盯着，唯恐吃不到。他说：“家里兄弟姊妹多，不快，就吃不到。”“唯恐吃不到”成为深刻的梦魇，时时刻刻在通缉他。

    认真回忆起来，我不算被饿过，但肠胃间常有不满足感。下课后，同学多往村里杂货店买零食，再跑回树下，坐在单杠或防空洞旁吃。他们吃脆脆香甜的小耳朵饼干，舔红红亮亮的鱿鱼干，吃得那么津津有味，让我不住吞咽口水，想象它们的美好味道。尽管是在一个普遍穷苦的时代，还是有贫富之别。

    有人家贫，长大立志经商致富，有人尝受病痛，以后成为名医，一个人现在的样子，很多时候，在过去已经决定了。不过，童年羡慕别人有可口食物的我，却没成为一个美食家。

    我对美食的定义，不外是有大颗蚵仔的蚵仔煎，包有金橘的礼饼，还有烫乎乎的地瓜稀饭。懂美食的朋友笑我，这些都属“小器”，登不上大雅之堂啊。从一个人定义的美食，或能判断一个人的出身吧，比如出身务实农家的我。

    我那贫农父母是这么教导小孩的：“相村，吃有抡。”（闽南语）意思是东西少，大家互相礼让，少吃一些，东西虽少，还有吃剩的。所以，我没在那个贫困年代被饿着，也没像那位小说家，必须以争夺的态度看待食物。

    没饿过，不知食物味道，但到这个时代，却没有人再舍得子女挨饿。

    和那位小说家相同的是，某些记忆也深深地植根在了我的脑中。有时候，应台北美食家或机关单位邀请，吃尽各式美食，事后回想，却都记不得味道跟菜色，却老记得我怎么捕了蝉，又烤了蝉。

    1993年，我刚大学毕业，两岸观光开放没多久，我跟朋友上北京。当时没有捷运，没有鸟巢跟水立方，北京一派老样。王府井大街灯影飘摇，小吃一道道，一伙人看得眼花缭乱。朋友看到炸蝎子，又好奇又鄙夷，却还是忍不住花了两块钱人民币，买了好几只吃。我当时想，吃蝎子恐怖吗？那么，吃蝉如何？

    试问老饕，有“烧蝉”这道菜吗？这道料理不需盐巴、花椒或柠檬，只需要灶一个、蝉数只。这个配备在今日并不常见，但在30年前的金门，家家户户都有。蝉如何吃？只需放在微温的灶肚里，翻动柴灰，刮扒出蝉时，它全身焦燥黝黑，蝉翼灰飞湮灭，只剩蝉体浑黑结实。我不吃脚，也不食肚腹，剥开蝉的背，那黑黑的两面背历经酥烤，一剥即碎，热烟、肉香齐上。肉，仅小指指节大小，却液丰味爽，毫不腻口。我常常一烤许多只，捞出灶后，等它们微凉，再一把抓住，慢慢啃。

    这道料理，最麻烦处是抓蝉，还好，我居住的村头昔果山，蝉非常多，只要有高粱秆一根、塑料袋一个，就没困难。我常在上午捕捉，边抓边玩，等到午后，蝉玩腻了，而灶也停止炊食了，我便走进厨房，蹲在灶前，往火堆丢。蝉几乎都闷不吭声，就让它自己燃烧，完成一个孩童吃的欲望。我日后偶见壮如壁虎、黑甚蟑螂的蝉，明明熟悉，伸手去抓却觉得恶心，但是，我竟吃过它们？

    我不知道村里有谁跟我一样吃蝉。吃蝉到底是玩伴、乡人们教我的，还是我独创的发明？我每一想起这事都要困惑。但如今回首，也不觉得对蝉有何愧疚，倒讶异那个我，那个还是孩童的我，他吃食的意志如此坚定，在饮食、营养都缺乏的环境，努力吞咽。现在，我瞧见别人吃美食，自己口上却无余物咀嚼时，仍不禁口腔生津，暗咽口水——会是这个缘故，我才开始“烧蝉”的吗？

    饥饿竟这么深刻，而一种匮乏，也深深地寄居在饥饿里了。

    （作者曾获金鼎奖、《时报》《联合报》等小说奖，梁实秋、台北文学等散文奖，著有《女孩们经常被告知》《那边》《金门》《如果我在那里》《峥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