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真文学

    比之人类其他的精神性创造，文学可能最为普通大众所熟悉。但文学到底是什么？这一本源问题的答案，既包含着时代特征，亦有其恒定规律。

文学通过否定给人以理想

    我所认定的文学首先应具有一种否定的力量。这个否定当然指否定生活中的假恶丑，但事实是，对于那些罪行昭彰的假恶丑，人人见而识之，又避之唯恐不及，有时候是不需要文学来纠正的，乃至比之法律与道德，文学也不是能纠正它们的最好手段。那么，对于普通人以及他们的日常的生活，文学的否定意义体现在哪里呢？

    今日中国，全球化、现代化进程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人们物质生活的贫困，但也导致了“物性”对“人性”的宰制，以至善恶不分、见利忘义的道德迷失，重当下轻未来的存在迷失，还有目标丧失、深度感缺乏的形而上迷失等日渐彰显。人们眼睁睁看着欲望在生活中横行，在精神领域跑马；一方面享受着改革开放带来的好处，觉得没理由不肯定自己所身处的时代，一方面又真实地感到生活给你的经常是你不想要的，所以往往表面淡定，内心纠结。

    其实，不仅是普通大众，一些写作的人也一样，不是去写财富和欲望，就是去写穿越与盗墓。那种内容上的商品化倾向与形式上的技术化趋势，是“人性”向“物性”投降的最明显的证明。

    譬如，有的作者专写年轻人的时尚生活，其作品占据各种排行榜。我们无意否认他对同龄人的摹写有一定的真实性，只是想强调，文学有它的核心理想，有比仅写好一个浮华故事更庄重的趋赴。那种仅从日韩剧集与动漫绘本中寻找灵感，再设置人物与情节，类似“天空永远是铅灰色的”，“心情永远是忧伤加明媚的”，“每当迷惘来袭，总是在大树下、屋顶上用45度角抬头看天空”之类的表述，总显得有些缺乏想象力。

    更关键的是，作者无意让自己的写作与世界发生真的关系，更不要说冷静审视和批判这个世界了。相反，认为自己的价值观最符合物质社会的主流，然后以直白的姿态，向市场进军，对金钱与物质投诚，甚至将自己连同旗下作者当艺人来经营，依需求下单，按流程生产，致力于在不断复制中快速集聚财富；面对批评，又抱怨这个社会人人都在传递物质化的肤浅世界观，自己并没有做伤天害理的事情，不该受此不公正对待。所有这些，都分明道出他是非常认同物质世界的。他全部的努力，就是要更深地进入这个世界，与那里的生活打成一片，而压根儿没有审视与批判它的意思。

    在消费社会，文学与商业的关系变得密切自难避免。但文学毕竟不是手艺活儿，作为人类特殊的精神存在方式，它提供给人的应该是自由的舒展、灵魂的关怀和诗性的拯救。当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作者可作各种尝试，不一定都追求宏大叙事。但再怎么尝试，都不该只感叹“这个世界总有你永远都买不起的东西”，而忘了那个永远抵达不到的境界；都不能堂而皇之地作精神撤防，而忘了应用自己的写作否定物的宰制与人的盲从。但不幸的是，对这种“退后一步天地宽”，从涉世未深的孩子到老于世故的成人都欣羡不已。

    人的生物性存在叫“生存”，创造有意义的生存才是“生活”。动物只知道适应环境，以获得生存下去的机会；人不同，人不是消极地适应，而是通过自己有目的的活动改变环境，创造更有意义的生活。好的文学会提醒你注意这种区别，并努力写出这种区别以引起社会的注意。一方面它能表现生活中种种的伪美与假真，并对它们适度地予以容忍，以还其世俗的合理性，从而让读者感到它们有切近人生的真实与可信；另一方面更应否定它们，让人看到其不合理性，从而至少在阅读的那一刻，把自己交给神圣的理想，由此培植起信念，涵养出道义，抚平心底的创痛，获得前行的力量。正因为如此，鲁迅讨厌一切“翰林文字”，爱尔兰诗人肯涅利更称“倘若你想挽救这个时代，那么揭露它，揭露它的骄傲自满、缺点怪癖以及假道学”。也因此，尼采会说“没有一个艺术家是容忍现实的”，马尔库塞会说“只有当形象活生生地驳斥既定秩序时，艺术才能说出自己的语言”。在他们看来，作家甚至天然就有对生活的反叛精神。通过这种不容忍与驳斥，他维护了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张扬了人性的良善与纯美。

    尼采的论说大家比较熟悉，对法兰克福学派可能就相对陌生。要言之，这个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哲学学派把自己的理论建立在批判的基础上。其派中人霍克海默就称“真正的理论更多的是批判性而不是肯定性的”。他们认为真正的文学也该如此。另一位代表人物阿多诺坚持真艺术应表现社会的不公与人类的痛苦，以及人类的暴行给大自然带来的灾难。为此，他要求艺术保持一种否定与颠覆的能力，成为社会的“一种救赎”。今天的中国社会自然与西方20世纪不同，但今人为物欲束缚，名缰利锁，有时感到身心不得回旋之苦，也同样不得自由。这种时候，文学就应该引导人，至少有助人挣脱这些羁绊，抬起头仰望无限星空，以获得属于人的精神自由。

    但遗憾的是，现在有些作家，抱着世俗化的态度，俯下身来写作，不仅忽视文学有上述本质，还放弃自身的责任。或为结盟市场，向码洋投降；或为取媚世俗，作精神撤防。如此忙着交际、讲座、编电视剧。人往北走，为的是北京空间大，发展机会多；稿往南投，为的是深圳、广州媒体发达，稿酬相对丰厚。结果物质丰富了，名声也大到上了文学富豪榜，才思却日渐枯竭。在一个不禁止写什么的开放时代，反而什么也写不出了。

    因为他们根本忘记了，作为人的一种精神存在方式，文学几乎从来就是站在生活的反面，监管与纠正生活的。这个过程始终需要否定，需要批判。只有通过否定与批判，它才能使社会保持高蹈的理想，同时也因其与生活的反差，成就自己不可湮灭的价值。

    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文学不能赞美，而是强调任何时候，文学都须对生活保持一份警惕，尤其拒绝与世俗同流，更不能向低俗或丑恶低头。有时为维护纯善与真美的价值，甚至可以无视潮流的变化，不惜抛弃其和谐的外观，与大多数人相左，与世俗社会抗争。文学当然有反映生活的功能，但更有批判和干预生活的责任，并且就是反映生活，也是批判和干预式的反映。为什么？因为从根本上说，生活并不总是一个合理的展开过程，有时它还催生罪恶，引人堕落。作为存在，它或许是合理的，但它合乎人性吗？合乎美吗？文学要追问这些。

    所以文学不顺应生活，而经常站在生活的反面，是文学的性质所决定的。文学因何伟大？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因这种否定而伟大。明白了这一点，我想大家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那些歌功颂德的作品总难称为佳作，那些形象高大、一贯正确的正面人物总不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有人以为作家是因为拙于应世，所以才愤怒，甚至认为无能才当作家，无聊才写小说。这是大错特错的。作家写作是据于对真的认知，有对人的真的关切。举一个例子，19世纪，当资本主义还处在上升阶段，人们对其诸多弊端尚未像今天一样有清楚的认识，浪漫主义文学已开始反抗其所代表的“现代文明”，看到它的另一面。浪漫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柯勒律治说：文学最大的作用就是“通过唤醒人们对习惯和麻木性的注意，引导人看向美丽的新事物”。这就是文学的否定本性与否定的目的，它让文学从反面，成了生活最清醒的守护。

作家经由超越给人以希望

    我所认定的文学，还应具有超越的力量——超越既存与已知的东西，朝向将来与未知敞开。它有无形的特点，即常常越然于逻辑之上，构成对必然的超越；又有无限的特点，即常常越然于经验之上，构成对有限的超越；还有无前的特点，即常常越然于既存之上，构成对先在的超越。

    人为什么需要超越？是因为他对自身存在的局限性有大遗憾，总向往获得总体性、完整性的认知与价值。超越正是他对自身限制的一种反思与突破，因此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属性，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

    文学是人学，因此自然也致力于通过超越，寻找日常生活之外的人的存在意义和终极价值，并以此为自己的理想和目标。当然，这种超越性的追求，并不意味着文学可以割断与生活的联系，驾空行危，向壁虚构。而是说，它从来注意调动自身的洞察力，去能动地反映更深邃的生活，并将自己的反映，最大程度地与一种意义联系在一起。

    为此，它既不甘心对生活作浮光掠影、就事论事的简单复制，也不甘心受世俗辖制而躲避崇高消解神圣，而是努力在揭示生活真实的同时，以富有穿透力的洞见，替读者和自己找回人之为人的完整视界，实现人之为人的自由天性。总之，它张大人的主体意志，注重对人“内世界”的呈现，并假此呈现，超越对当下的实录，实现灵魂的跃升。由于这样的追求，他笔下的超越，既有了认识意义，更有深湛的价值意义与审美意义。

    古今中外许多经典之作，之所以能打动我们并光景常新，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它们有这种透看生活表象、揭示存在真实的超越。而且，作家们往往是自觉达成此目的的。譬如曹雪芹写《红楼梦》，说是“为闺阁立传”，表“情场忏悔”，但结果，小说并没有成为“个人化抒写”的范本，而成了一个时代的忠实记录，这一定与他在痛苦愤懑中寻求精神的自觉出离有关。这种寻求，就是超越。又如巴尔扎克，清楚地意识到小说乃“一个民族的秘史”，所以以91部小说构成《人间喜剧》，完成“法国的编年史”。

    还有的作家，所历甚少，所知不多，但因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也能在创作中实现这种超越。像艾米丽·勃朗特，身处偏僻小城，离群索居，既未受过良好的教育，也缺乏丰富的情感体验，且只有短短30年的寿命，居然能写成反映19世纪30年代英国社会历史的伟大小说《呼啸山庄》。而且，因为她写出了人所遭受到的空前的精神压迫，还有异己力量对命运的强势操纵，那种摒弃浪漫的虚假安慰，直面惨淡生活的勇敢与深刻，还使小说成为开现代派先河的不朽经典。为什么？早前我也不理解，后来慢慢有体会。这个夏天，我走访了她的家乡霍沃什，见到了她笔下荒原上的石南丛、兰铃花，便更明白，那种个体生命在单调严酷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下倔强地抗争与生长有多动人。它让我明白，之所以这部小说能超越作者身处的时代，是因为在心里，她将自己与一种将要到来的意义联系在一起。正是这种意义引导她超越了狭隘的个人生活，走进远大的精神未来。再联系小说问世前，她已写了190多首游离于时代的玄思诗，我们可以确知，她一生都在追求人内在的意识世界。这个世界让美满驱逐不幸，让肉体回归灵魂。你不要问它的真实性究竟如何，正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秘鲁作家略萨所说：“小说的真实性当然不必用现实来做标准”，“一切好小说都说真话，一切坏小说都说假话”。能超越当下，指引未来的就是真小说好小说。这就是我所讲的超越性的价值与审美意义。

    记得罗曼·罗兰说过：伟大作家的创作总有两股激流，一股与他们所身处的时代命运相汇合，另一股则超越了那个时代的厚望，给他的人民带来永久的荣光。他所说的另一股潮流，正指作家的超越性追求。因为这种追求，他使自己的写作成了一种“超验写作”，他的作品主题成为具有永恒意义的“文化母题”，他也因此名垂青史。今年的诺奖获得者、法国作家莫迪亚诺可谓一生都在用写作寻找自己，但你读读他的《暗店街》等小说，分明可以看到他的心里同样有另一股潮流在涌动，所以他的创作才跨越文化，感动世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超越现实比认同现实要难得多，也要伟大得多。真正伟大的文学虽常产生于俗世，却从不曾真正从属于俗世；虽出自作者之手，却又不仅仅属于作者一己。有时，因为他能超越，如米兰·昆德拉所说，“他甚至不是他自己想法的代言”。他成为全人类的遗产。

    人类真是何其有幸，拥有这么多伟大的遗产。2007年，来自英美125位著名作家评选出了过去两个世纪以来最伟大的作家作品，其中入选作品最多的是莎士比亚，得分最高的是托尔斯泰，其他还有狄更斯、奥斯汀、福克纳、卡夫卡、乔伊斯、弗吉尼亚·伍尔夫、纳博科夫、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契诃夫等人。我们不知道这些作家的评判依据，但这份榜单仍让人可以大致了解，他们是从作品是否具有深刻的洞察力与超越性着眼的。

    譬如托尔斯泰的小说从来关注普通人的命运，但同时又心怀广大的悲悯。他写的人物与故事看似发生在19世纪的俄罗斯，其意义却远超国界与时代，与人类构成了整体意义上的对应与共鸣。他的《战争与和平》不仅写了卡拉金、罗斯托夫等4个贵族家庭的生活，反映了十二月党人起义前俄国社会的真实状况，还深刻地触及了类似爱与恨、生与死等全人类共有的普遍性命题，洋溢着一个有道义感和深沉情感的伟大作家对真理和博爱的渴求，这就是超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也同样，所以评论家伊戈尔·沃尔金会说他“不仅是作家，而且标志一个全新时代的开始。在这个时代里，读者通过他的作品得以更多理解了自己”。还有索尔仁尼琴干脆说：“我不属于我自己，我的文学命运也不是我个人的文学命运，而是所有千百万人的命运。”这与昆德拉所说的小说家有时“不是他自己想法的代言”，可谓殊途同归。

    但很遗憾的是，拥有这么多遗产的我们有时并不知道珍惜。不仅读者不知道，作者也未必知道。看看中国新时期以来的文学，进步虽是显然的，艺术上的进步尤其明显，但究竟多少是有穿透力的？是不是有不少作家还不能拒绝依从市场与资本的逻辑，让自己从功利化的破碎生活中出离，走向神圣的精神超越？

否定与超越是真文学的两面

    要求文学有否定的特性，与要求它能超越是联系在一起的，甚至是一回事。因为文学的超越既有从有限到无限的特点，就必然会要求作家对当下持一种怀疑的态度，投去一束冷峻的眼光，然后通过否定与批判，将人引渡到对如何更好地从“生存”进展到“生活”的反思中。

    一个人如果对活在当下之有限性没有认知，相反，对充满鄙俗气或碎片化的生活非常认可，自然会欣赏“女人像宠物，男人像动物”，或“女人像男人，男人不是人”这样的无聊文学，而觉得《战争与和平》太长太沉闷；自然会为“只写内分泌，不写内心”，只讲“我要你”，不讲“我爱你”的爱情小说叫好，而觉得《呼啸山庄》太冷峻太残酷。

    他们不知道，也不能理解，伟大的作家与他们不一样。面对生活的种种不完满甚至丑恶，他必定会痛加批斥。如狄更斯的小说《荒凉山庄》，就有对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法律制度与司法体系的批判，对身边“优秀人士”的嘲讽，他称这些人在由太多珠宝商的棉布和细羊毛包裹着的死气沉沉的世界里病态地生活，“他们听不到更广大世界奔腾的声音，在他们围绕太阳旋转时，也看不到更广大的世界”。小说目的在指出向上的路，引人去向更好的未来。否定与超越，在他那里本是一回事。唯此，这部小说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他的时代，直接启迪了以后艾略特的《荒原》与卡夫卡的《城堡》。

    说到这里，我想大家已经明白，与超越必否定一样，许多时候，否定也就是超越。揭示现实人生的荒凉境遇，强化文学的否定功能，正有助于凸显文学的超越性品格，从而为理想的张扬，以及最大限度地开启诗化人生创造条件。如果一个作家一味堕入生活，与世沉浮，一味地与生活站在同一个高度，而不懂得超拔自己，成为中流砥柱，那即使再真实的生活，也会被他表现得空洞无比。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的超越性被搁置和忽视，很大程度上正反映了作者本人对现实不合理的漠视，对生活艰难性的规避。说到底，正反映了他否定和批判精神的缺失。

    总之，我们的作家对于生活，不能只有迎合，没有否定，不能裹在轻软的羊毛毯里，放弃倾听广大世界奔腾的声音，却似乎很能体恤读者劳生的匆忙与压力，说生活已然这样了，就让文学给他们一个童话、一点浪漫，甚或一些轻松与搞笑吧；然后就用各种方式，盗掘到地下，穿越到后宫，或写那种“王子与公主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廉价故事。这是市侩，是乡愿！文学应给儿童以想象，给少年以理想，给成人以希望！文学应该爱土地，为人民！

    最后，以两位哲学家的话来结束本文。德国哲学家、同时也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奥伊肯说：“只有当我们独立和超拔于这个时代，才可能有助于满足这个时代的种种需求。”另一位是晚年更喜欢通过写诗来认识世界的美国哲学家罗蒂，他说，只有这种具有“非凡胆量和想象”的作家，才称得上是“未来时代的英雄”。他们的话启示我们，文学是人面对自己的方式，所以它要求从根本上把握，从终极处超越，从而揭示生活的真谛，求取人性的完满。因此，说文学就是文学本身是远远不够的，它是这个时代正在到来的灵魂，有着比我们的想象还要神圣的意义与价值。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主治中国古代文学与美学，兼及古代哲学、史学与文化批评。著作有《中国文学批评范畴及体系》《言说的立场》等多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