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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4年12月08日 星期一

    今日书评

    唐以诗名宋以词

    ——评《唐宋词举要》

    作者:施议对 《 光明日报 》( 2014年12月08日   15 版)
    《张昇修词图》 马欣乐画

    图片选自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马欣乐》
    《唐宋词举要》 彭玉平 著 商务印书馆

    图片选自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马欣乐》

        唐以诗名宋以词,此所谓一代有一代之胜也。唐诗与宋词,共同为中国诗歌创造了两大辉煌。由中山大学教授彭玉平撰写的《唐宋词举要》,精选唐宋时期62位词人的219首词。分析细致而精准,语言雅洁而自然,结论新颖而深稳,选择词人词作有代表性,历史覆盖面广,词学发展主线突出,是目前所见一部较为完善的唐宋词选读本。

     

     

        中国素有诗国之称。“不学诗,无以言”。古时候,作为乐歌的诗已为各诸侯国之公卿、大夫所广泛引用。不仅于祭祀、宴会、典礼,用作仪式中之一项重要程序,而且于社交场合,用作交际工具。据统计,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所载有关借赋诗以达至社交目的之事件,即有28例。学诗与立言,在诗国早已形成风气。

     

        当今社会,文明、进步,学诗立言的传统,更加得以发扬光大。不仅仅诗国贤俊,大多雅好讽咏,即使是西方文人,对此亦未遑多让。香港回归,中英争拗。一方引用唐人李白诗句——“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比喻谈判前景;一方以美国杰克·伦敦(Jack London)诗句——“宁化飞灰,不作浮尘”,表达最后观感。前者系原著,标准国货;后者乃译作,亦已经中国化。可见诗国魅力。

     

        诗的世界,舞之、蹈之,友之、乐之,在于“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词之与诗,有一定区别,其所创造,却同样具有一种“能自立于天地之间”的感动力量。“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三个阶段,一样可将人生引领至最高境界。

     

        “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词之与诗相比较,志为其共通之处,而言则各异,说明乃两种不同的乐歌样式。王国维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谓阔与长,或者能与不能,这是就境界创造的角度所进行的论断,侧重于志,而言之自身以及发言的方法及方式,仍需进一步加以体认。

     

        “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之与止,显示出一种过程与结果。在这一意义上讲,词之与诗相比,其发言方式之不同处,主要体现在对于礼义与情相互关系的处理上。就宋人经验看,戴上面具作载道之文、言志之诗,卸下面具作言情之词,其于发与止的控制与调节,非常注意分寸,用现代的话讲,就是很有度。这是种尺度,也是量度。既一定又不一定。当中一段斜坡,角度较大,就看如何把握。笼统地讲,有宋一代,对待礼义与情,亦即天理与人欲,卫道与卫才,大致两种倾向:或者将礼义(天理)摆在第一位,将情(人欲)摆在第二位;或者纵容人欲,将情摆在第一位。两种倾向,各有各的抉择,而词则偏重于后者。因而,其发言方式,与诗相比,也就有不同的取向。即,主要凭借着感情及感觉以相感动,而不仅仅是精神及意志。

     

        “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如果说,哪里有中国人,哪里就有诵读乐歌的声音,那么,似乎还应当说,凡是有情感的地方,就有词的踪迹。

     

        诵读名篇,追寻过去,这应是十分美好的一种艺术享受。

     

     

        彭玉平为名家导读,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彭玉平出身科班,根底深厚。他既有广阔的文学理论基础,又潜心词业,做专门研究。言传意会,颇能得其佳处。与论诗词,每多卓见。乃当今一位具有多方面发展潜能的学者。所撰《唐宋词举要》,去取得当,精粹汇集;导向明晰,有镜可借。尤其在发言方式上,有关解说,更是下了一番功夫。他评名作可以出新,感悟独到。比如,在评秦观《水龙吟·小楼连远横空》时,他有这样的评语:一种心情,两副笔墨。时而铺叙展衍,写足实情实景;时而委婉含蓄,轻点彼此心境。昭心于天,想极惊异,而意极深厚。文笔也如词一般美丽。他评名家可以出奇,视野宏阔。比如,他在评黄庭坚的词学地位的时候有这样的评段,他说:“在词的发展史上,黄庭坚的词是一个回转的漩涡,他没有向北宋末年的思力词发展,而是上追柳永,遥接敦煌词的传统;下启金元,成为曲家的滥觞。”寥寥数语,对黄庭坚在词史当中的地位拿捏得甚为准确,可以看出他作为一个词评人的胸中丘壑。

     

        发言方式,也就是言传形式,这是作者与读者沟通的一种手段。不同作者,不同乐歌样式,具有不同的言传形式。比如柳永,其所谓“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李清照语),所谓“写情用赋笔,纯是屯田家法”(蔡嵩云语),就是一种重要的形式或手段。乃柳永之所独有,亦探测其艺术殿堂的一种重要途径。历来为声家之所乐道。但词界对此,因为习惯于从词话到词话,从本本到本本,陈陈相因,人云亦云,至今仍然少见有人顾及于此,不知究竟。这是令人遗憾的一件事。

     

        彭玉平的《唐宋词举要》,就若干慢词入手,对于今、昔、今结构方式以及“从对面写来”的独特表现手法,作了精辟分析。谓:“笔法从现在到过去,又从过去折回现在,最后从现在宕想将来,时序错综,而情感一脉贯穿。”(评《浪淘沙慢》语)谓:“‘想佳人’两句,宕开前情,用假想之词,从对面写来,反衬游子思归的殷切心理。”(评《八声甘州》语)以时间顺序推移及空间位置变换说柳词,既成功地揭示其奥秘,将“家法”清楚呈现,就像曾经与作者共同经历过一般,又为今日之读词、品词,树立了一个很好的典型,说明必须认真地“读原料书”(吴世昌语),方才有所收获。这一导向,实实在在,中规中矩,令知所进退,亦便于操作,有别于时下多数选本、读本之所作泛泛之谈,十分难得。

     

        在《唐宋词举要》中,柳永录词十一篇,于编中居第三,可见乃特别标榜。至于其余作家,除李煜、苏轼、辛弃疾以外,尽管录词较少,或者仅有一篇,其所解说,亦多体会有得之言。

     

        “换我心,为你心。始知相忆深”。手此一编,不时诵读,细加品赏,对于词的艺术世界,词学真传,必将有所领悟,入室登堂,相信也并非一件难事。因与读者诸君共勉。

     

        (作者为澳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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