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这是一个人，一个时代

    编者按

    11月25日，位于上海武康路113号的巴金故居迎来了一批又一批的客人，这一天，巴金先生诞辰110周年，这一天，人们以各种方式纪念巴金。众多的纪念方式中，重新阅读巴金，无疑是最贴切的。今天，我们为什么重读巴金，今天，如何看待巴金的精神遗产，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应本版之邀，和读者一起重读巴金。

    我不知道，有那么多荣誉、头衔、议论、评价乃至传说，加在巴金先生的身上，我们是否还有可能拨开迷雾看清他；我也不清楚，今天的一切是否都是巴金先生想要的。也许，我们根本就不理解他，但我们都义正辞严地冒充了他的知己，或者自以为是地总结了这个概括了那个，并认为这就是他，这就是他的一切。作为读者，我当然有权利根据自己的看法来评价他，然而，我也常常提醒自己，这只是我想象中的他。一个活生生的人，被抽象为某种符号，是幸运也是一种不幸。所以，多年来，我总是试图把这个人还原到他原初的环境中，去看他的所思所想；同时，也把他放到我们当下的生活环境里，去体味他可能带给我们的生命启示。“在今天，我们如何看待巴金的精神遗产”正是这样的追问。

    对于这个问题，巴金和他的作品能够给我们提供很多种回答的可能。就我个人而言，以下的几点印象最为深刻：

“讲真话”已经成为民族共识，但它尚需成为我们个人的道德律令

    三十多年前，巴金举起“讲真话”大旗时，很多人都不理解，还有人以为家丑不可外扬。其实这不过是巴金从五四前辈手中接过的火炬，鲁迅先生在1925年就呼吁作家应当撕下“瞒和骗”的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经历过十年“文革”，对自己的人生经历重新反思时，巴金对于“讲真话”有了更为痛切的体会，于是有了那本厚厚的大书《随想录》，在这里他声嘶力竭地呼吁讲真话，义无反顾捍卫讲真话的权利。他也曾为不被理解而感到孤独，为遭受误解而忧愤，可是，晚年的巴金是在不断地挤出历史留给他的脓血，疗治岁月的创伤，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净化自己的灵魂。

    有必要，再认真梳理一下，什么是巴金所说的“真话”？巴金说：“我想起了安徒生的有名的童话《皇帝的新衣》。大家都说：‘皇帝陛下的新衣真漂亮。’只有一个小孩子讲出真话来：‘他什么衣服也没有穿。’”巴金一针见血点破“说真话”的秘密，它不需要多高的门槛，连个小孩子都能做到：只要有孩子那样纯洁的心，只要把自己看到的直接讲出来。真实地表达自己所看所思，这是巴金所说的“讲真话”的第一层意思。巴金所说的“讲真话”的第二个层次是不讳疾忌医，而要直面真相。他认为：“如果有病不治，有疮不上药，连开后门，仗权势等等也给装扮得如何‘美好’，拿‘家丑不可外扬’这句封建古话当作处世格言，不让人揭自己的疮疤，这样下去，不但是给社会主义抹黑，而且是在挖社会主义的墙脚。”“据我看，最好是讲真话。有病治病；无病就不要吃药。”“讲真话”的第三个层次是讲独立思考过的话。许多人并非刻意说谎，却充当了假话的传播者，还有人把假话当作真理，这种盲目性反映了当事者缺乏独立思考，否则不会轻易人云亦云。巴金说：“过去我写过多少豪言壮语，我当时是那样欢欣鼓舞，现在才知道我受了骗，把谎言当作了真话。”缺乏独立思考，头脑空空，填满它的只是别人灌输给你的套话，讲套话和谎话成为一种常态，头脑就会更僵化，“独立思考”反倒成为不安全的异端，这是最可怕的。“讲真话”的第四个层次是言行一致。这是巴金晚年孜孜以求的目标，也是“讲真话”的最高境界。言行一致，意味着坚持所信、捍卫真理的勇气、信心和行动；意味着语言不是终结，行动才是检验语言价值的最终标准。在晚年，他从未因有多少读者的喜爱、获得多少荣誉而沾沾自喜，反而不时为未能做到言行一致而痛苦不已，“真话”在他不仅仅是语言，而是一种内心的道德律令。

    我欣喜地看到，他当年翻来覆去的呼吁总算有了回应，“讲真话”如今已经成为民族的共识。在今天，不论出现什么事情，大家首先要求的就是基于事实的“真相”，大家更欢迎发自内心的真情，宽容带有个性的个人话语，与此同时，人们对于“假”“大”“空”表现出空前的厌恶，“假话”的市场越来越小，讲假话越来越受到鄙视。但是，这并非就意味着真话畅通无阻，假话就没有滋生的土壤，在讲真话的路上，仅仅有共识恐怕还不行，更需要每个人的行动和卫护。更为重要的是巴金并非是在要求别人讲真话，而是首先要求自己讲真话，清算自己讲假话的旧账，他没有把自己打扮成一贯正确的圣人，而是把自己的耻辱摆在大家面前告诉大家不要犯同样的错误。“讲真话”在他是一种个人内心的道德律令。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只有做到这样，真话才算落地生根，否则仅仅要求别人讲真话、自己却在大讲假话，以这样的双重标准为人处世，那是更可怕的虚伪。在这一点上，我们需要回到巴金的精神原点上去，讲真话，从我做起。

    反强权，争自由，是巴金一生的精神主线，也应当成为每一个人的独立标准

    巴金在五四启蒙精神的唤起下觉醒，在法国大革命的民主、自由的氛围的熏陶中成长，在20世纪中国风云变幻的现实中成熟。在他的百年人生中，有着丰富的内涵，但是反强权，争自由，始终是巴金的精神主线。他不是没有过迷茫，甚至还一度成为一个“奴在心者”，但是不论经过怎样的曲折，他还是回到了这条路上来，他要做一个独立的人，一个拥有人的天性、真情、理性，同时又积极为群体的事业奉献并在其中实现自己价值的“个人”。他一直梦想“能够生活在一个不需要任何强制的社会中”，“没有强制的生活当然就是自由，也就是指有一个机会可以过最适于你的生活。”我们没有理由嘲笑这种梦想的乌托邦性，因为它表达了人类的天性和世世代代追求的心愿。与此相对的是丢掉这样的梦想，失去这样的自由，甘愿成为一个驯服的“奴隶”，巴金从作品到行动，都在反省、批判这种随时都潜藏在社会中和我们个人性格里的因子。在他1932年所写的小说《海的梦》中，虽然巴金虚拟了一个岛国和异族人入侵的故事，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小说中，表达了更为复杂的另外一层意思，当奴隶的反抗无效时，或者现实的压迫让他们绝望时，他们会安于现状，失去反抗之心，甚至还会告密，主动放弃对自由的追求而选择“苟安”。可是，像巴金后来不断地告诫我们那样，没有人会赐予你自由，他要靠自己去争取：“作家们用自己的脑子考虑问题，根据自己的生活感受，写出自己想说的话，这就是争取‘创作自由’。前辈们的经验告诉我们，‘创作自由’不是天赐的，是争取来的。”但是，只有一个独立的、有尊严的人，才会去争取自由，而“奴隶”则是不需要这些的。

    或许，今天，巴金谈论的这些问题的前提都不存在了，我们享受着阳光和呼吸着自由的空气，然而，我们对于强权的某种警惕不可或缺，正如对于自由的某种捍卫一样。当今之世，科学如此发达，信息铺天盖地，商业的操控几乎到了为所欲为的地步，各种威权也无所不在，唯独“人”仍然是渺小的、无力的，是淹没在一片汪洋大海中任凭你怎么挣扎和呼喊都不被看见、听见的，想一想，究竟我们是“主人”还是“奴隶”这样的问题，有时候是不寒而栗的。尽管，各种势力已经变得更隐蔽，不是以直接对峙的方式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但是他们使用了各种麻醉剂，把我们变成醉虾、喂养细腰蜂的青虫，则更为可怕。对此，巴金的前辈鲁迅也有过提醒，让我们不要陶醉于某种小安危和小悲欢：

    现在入了哪一时代，我也不了然。但看国学家的崇奉国粹，文学家的赞叹固有文明，道学家的热心复古，可见于现状都已不满了。然而我们究竟正向着哪一条路走呢？百姓是一遇到莫名其妙的战争，稍富的迁进租界，妇孺则避入教堂里去了，因为那些地方都比较的“稳”，暂不至于想做奴隶而不得。总而言之，复古的，避难的，无智愚贤不肖，似乎都已神往于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就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了。（鲁迅《灯下漫笔》）

    或许，我们正乐颠颠地暂时做稳了“奴隶”而不自知呢！经常有人问鲁迅的价值、巴金的意义这类问题，我觉得有他们的文字在，就是让我们从眼前看到过去、也可以从过去看到眼前，让我们看看自己身后没有进化掉的尾巴，也许这就是他们存在的意义。

    爱真理，爱正义，爱人类，在个人的悲欢之上，我们心中当有大爱，才能做一个“大”人

    巴金曾经反复说过：我们的前辈高尔基在小说中描绘了高举“燃烧的心”在暗夜中前进的勇士丹柯的形象，小说家自己仿佛就是这样的勇士，他不断地告诉读者：“文学的目的是要使人变得更好。”在许多前辈作家的杰作中，我看到一种为任何黑暗势力所摧毁不了的爱的力量，它永远鼓舞读者团结、奋斗，创造美好的生活。我牢记托尔斯泰的名言：“凡是使人类团结的东西都是善良的、美的，凡是使人类分离的东西都是恶的、丑的。”（《核时代的文学——我们为什么写作》，《巴金全集》）这里呈现出的是巴金之“大”，将“我”融化在这样的“大”之中，生命才有光彩，才不仅仅是一粒种子、一介微尘。巴金曾这样描述他认为的“梦”与“醉”：

    我从前说我只有在梦中得到安宁，这句话并不对。真正使我的心安宁的还是醉。进到了醉的世界，一切个人的打算，生活里的矛盾和烦忧都消失了，消失在众人的“事业”里。这个“事业”变成了一个具体的东西，或者就像一块吸铁石把许多颗心都紧紧吸到它身边去。在这时候个人的感情完全融化在众人的感情里面。甚至轮到个人去牺牲自己的时候他也不会觉得孤独。他所看见的只是群体的生存，而不是个人的灭亡。

    将个人的感情消融在大众的感情里，将个人的苦乐联系在群体的苦乐上，这就是我的所谓“醉”。自然这所谓群体的范围有大有小，但“事业”则是一个。（《醉》，《巴金全集》）

    凡宰特的一段话，巴金在不同时间和场合曾反复地引用。1943年，在与赖诒恩神父关于“道德与生活”争论时，他是这样说的：

    道德必须帮助维持生存，求得最大的幸福和繁荣。人类活着除了维持生存，发挥力量，追求、创造或实现全体的幸福和繁荣外，还有什么呢？……既说“人民”，当然指大多数的人，对于他们，的确应该把生活的标准提高到这样的程度：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屋住，有书读，有工做这五点。一个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意大利鱼贩子说过：“我希望每个家庭都有住宅，每个口都有面包，每个心都受教育，每个智慧都得着光明。”这是一个平民对提高生活标准的呼吁。谁能够反驳他的话？这简单的话语里面不是闪耀着爱与正义的观念么？这不是人类追求的目的，这不也是道德的目的么？（《一个中国人的疑问》，《巴金全集》）

    巴金所追求的总是“每个家庭”“每个心”，而不仅仅是他“个人”。如今是个讲“个性”、要“个人”的时代，但是如果“个人”的脚下没有根、没有大地，那不过是随风飘荡的蒲公英，那个“个性”不过是别人的推销品或时代风潮的招贴而已，究其实质，那是个人的“自杀”而不是生命的升华。那么，我们真的需要问一问自己：我的“事业”是什么，我的“信仰”又是什么？在一个过分物质化的时代，我们还需要反省：在物质、现实、功利之上，在我们的生命中是否还有超越性的东西？柴火可以暖身，但情感和精神可以暖心，那些看不见摸不到，无法用金钱计数的东西，不仅是不可或缺的，而且还可能是生命里最重要的。

    巴金一生不放弃理想、追求、光明的呼号，他所提倡的这些，却是让个人的生命走向永恒的大道，从这一点而言，这是一个高调的巴金。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他又是那么朴实、真诚，那么低调，这样的精神追求和脚踏实地的生活态度，本身就应引起我们的反思。

    巴金的精神遗产和思想命题，不是放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在当下仍然有着生命力

    更重要的是，它们都具有未完成性，需要我们从自身做起，这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和过程，才有可能达到巴金所提议的标准。其实，对于巴金本人也是一样，他说从小就不满足于现状，一直在探索人生的道路。到晚年，他也在声称要向老托尔斯泰学习，我认为两个人在精神气质上很相似的一点就是，那种人生探索的热情、冲动甚至焦灼，自始至终贯穿在他们的精神世界中，不管是在默默无闻时，还是名满天下之日。一个生命倘若没有这样的生长、蜕变，不经过一股股激流的冲刷，那么它的肉体虽然存在着，精神却已经死亡了，成为活死尸。我们要反抗这样的宿命或圈套。

    在前两年，我曾这样讲过：不论社会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鲁迅还是鲁迅，巴金还是巴金，他们的名字永远署在自己的作品上，他们那一代人是否过时了，是否与我们还有关系，更多的并不是取决于他们，而是取决于我们每一个人，取决于我们的选择。如果你生命中只有一个现实的世界，整天忙忙碌碌、处心积虑都是为了现实利益的增长，他们对你就不会有意义；如果你在现实的世界之外，企图为自己找到一个精神的世界、记忆的空间和历史的纵深，那么，他们就与你很亲近。这不是被动地接受，而是每个人敞开内心自愿地迎接。正如巴金先生所阐释的“生命的开花”一样：“我们每个人都有着更多的思想，更多的同情，更多的爱慕，更多的欢乐，更多的眼泪，比我们维持自己的生存所需要的多得多。所以我们必须把它们分散给别人，并不贪图一点儿报酬。否则我们就会感到内部的干枯，正如居友所说：‘我们的天性要我们这样做，就像植物不得不开花一样，即使开花以后接下去就是死亡，它仍然不得不开花。’……”这是生命的自愿和自觉的行为，当我们觉得我们“不得不”去了解、认识、理解他们的时候，当我们不能漠视自己“内部的干枯”时，我们的内心就会召唤他们。此时，我们在成长、在成熟——因为在我看来，他们的精神遗产是人类文明长河中的一部分，如果我们的精神血脉与他们能够融合到一起，不仅是一件无比自豪的事情，而且也将是我们“生命的开花”。我们的生命从此将不再是一个干瘪空壳，因为在我们的背后站着无数精神巨人，有他们在，我们面对现实的眼光、心态会大不一样。

    在克鲁泡特金逝世之后，巴金曾这样评价他：“历史会把克氏的肖像不加修饰地画与后代的人看，如像一个反抗社会不公道的人，一个为工人争自由的战士，一个无限地爱人类的人。”或许将来有一天，醒过来的人们会这样评价巴金，但这些对巴金毫不重要，相反，对于我们每一个人倒是更重要，因为，我们总得问一问自己：我究竟要做一个怎样的人？

    （图片均由演讲人提供，本报记者颜维琦参与整理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