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届中国近代思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简述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思想研究中心、西北大学联合主办，西北大学历史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思想史研究室共同承办的“第五届中国近代思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日前在陕西西安举行。60多位海内外学者围绕“近代中国民族复兴思想与实践”的主题，就“民族复兴思想的内涵及其演变”“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与民族复兴”“近代中国社会思潮、公共话语与民族复兴”等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

    民族复兴思想的内涵及其演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耿云志认为，近代民族复兴主要是民族精神的复兴，我们要复兴的民族精神首先是自强不息的精神，不依赖别人，而是自己奋发向上。民族复兴的第二个意义是进行自我改革、创建一种能够吸收消化别人长处的良好的制度机制，以便能够激发人民的创造力。就近代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演变而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郑大华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矢志不渝的愿望和追求，但民族复兴有一个从思想的萌发、到发展、再到成为社会思潮的历史发展过程。清末民初，是民族复兴思想孕育或萌发阶段，从孙中山的“振兴中华”口号，到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再到国粹派的“古学复兴”主张，实际上都包含有民族复兴的思想内容。五四时期，是民族复兴思想的发展阶段，李大钊提出了“新中华民族主义”和“中华民族之复活”的思想，孙中山提出了“要恢复民族的固有地位，便要首先恢复民族的精神”的思想，梁漱溟、梁启超等“东方文化派”提出了复兴东方文化的思想，王光祈在《少年中国运动》一书的序言中，提出了“中华民族复兴运动”的思想。民族复兴成为一种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社会思潮则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的刺激，大大激化了人们的民族认同感和民族责任感。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黄兴涛考察了民国各主要政党与“中华民族复兴”思潮的关系，指出这一时代思潮的发生和演化，与各政党诉求之间的彼此互动，存在着长期密切的关联，打上了民国政党话语政治的深深印记。不过，民国时期的“中华民族复兴”论，同时又是超越“政党”的，特别是在抗战时期，它凝聚着亿万国人渴望打败日本侵略者，实现民族独立、解放和富强的奋斗意志与生存信念。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华民族复兴”论的广泛流播，乃是那个时代的国人需要自尊、自信、自强的民族心理和精神祈望的集中体现。鲁东大学俞祖华认为，民族复兴是近代以来各派、各界的最大公约数，但各派、各界对民族复兴的话语表达有着不同形式，呈现为政治话语、学术话语与公共话语等重要形态，三类话语交响共鸣、共同汇合成了民族复兴的时代最强音。

    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与民族复兴。近代中国人不屈不挠，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行了不懈的奋斗和实践，给我们提供了经验和启示。湖北大学何晓明认为十九世纪末年的中日甲午之战和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虽然一败一胜，结局相反，但都是中华民族思考复兴、图谋复兴并终于实现复兴过程的重要节点。甲午战败后，中华民族复兴思潮的主流方向是如何通过日本学习西方，实现国家的制度性变革。而抗日战争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意义，不仅表现为在军事上粉碎了日本占领中国、灭亡中国的狂妄企图，更表现在极大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国际地位。山东省委党校孙占元指出，甲午战争给中华民族造成了沉重的民族灾难，同时中华民族在御辱图存的奋争中觉醒。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把救亡与变法联系起来；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振兴中华”的旗号下，发动革命运动；以北方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运动也为延缓中国被列强瓜分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三种爱国救亡力量在近代中国民族复兴的历程中产生了重要影响。近代以来的志士仁人不仅向中国的先哲学习，也勇敢地挣脱传统思想的束缚，吸纳世界各国的先进文化，力求民族复兴之路。中山大学孙宏云通过聚焦孙中山1924年讲演的《民族主义》来理解孙中山民族主义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并提出其中具有超越时代局限的理论价值。浙江大学高力克认为，晚年梁启超对国家主义的反思和对中国天下主义传统的阐扬，以及他寄予中华“世界国家”之文明理想的新天下主义，是我们今天弥足珍贵的思想遗产。

    近代中国社会思潮、公共话语与民族复兴。民族主义是近代中国最主要的社会思潮之一，它与民族复兴既有内在关联，又有所不同。湖南大学陈先初论述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生成及其内涵，他认为近代民族主义并不是狭隘的种族主义，而是包含着诸如国家独立、民族平等、人民主权等在内的一系列近代价值观念的集成，是民族性和现代性二者结合而成的社会政治思潮。西北大学方光华探讨了文化保守主义者、自由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对“自由”思想的论述，将“自由”放置于文化保守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空间内审视，并阐释了中国传统思想是否有“自由”、传统“自由”思想的性质以及传统“自由”思想的现代价值。

    （作者单位：上海海洋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