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常常会这样问我,为何会对老建筑情有独钟?我想,对老建筑的那份情感还要从童年说起。
我出生在北京,母亲的家在西城区一处青砖碧瓦的二层老宅里。儿时很多时光都是在那里度过的。每当我回到那所老宅,抓住厚实的木质扶手,攀爬到二楼房顶,映入眼帘的除了铺满油毡的屋顶,还有北京那座著名的大白塔。这座地标式的白塔通体皆白,小时候,觉得它异常高大。塔下有座寺院,俗称“白塔寺”。寺院始建于元代,白塔当时曾是京城最高大的建筑物,据说是尼泊尔工艺师参加设计并主持修建的,到了明代就改名为“妙应寺”了。
我的母亲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后专攻美术,曾师从画家吴冠中先生学习绘画,后来也成了画家。她常会在二楼屋顶写生,我也曾在很小的时候模仿着画过老屋旁边的白塔,想来那应该算是我最早的古建绘画了。
母亲大学毕业后,赶上“文革”,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出生不久的我,不得不随着母亲来到山西的一座小城朔州生活。突兀地出现在塞北农村的哥特式教堂建筑群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说那教堂是百年前德国人所建,因何而建,不得而知,解放后改建成朔州师范,母亲在那场浪潮中的落脚点就在这里。这样一座古老神秘且有着些许异国风情的校园,为我的童年涂上了欢乐的色彩。
2006年,阔别近二十年后,我携全家故地重游,这里早已是满目疮痍,只有母亲当年亲手描绘的主席语录还清晰地向后来者证明着它曾经有过的辉煌。我拉着儿子的手,探险般地走在早已废弃的校园中,努力寻找着儿时玩耍的痕迹,看着物是人非的曾经乐园,伤感像一根锈蚀的针,毫不留情地刺向我。而正是这种痛让我拿起了手中的钢笔,开始画这些老建筑,以这种特殊的绘画形式和一种近似于纪录片的手段来复建着属于我的那座精神家园。
这座家园包括了北京老宅院、塞北的老教堂,更包括了太原这座我生活了20余年的历史古城。我毕业于山西大学美术学院油画专业,毕业后就留在了太原。七八年间,老城的一砖一瓦、一宅一巷悉数定格在我的画纸上。我用自己独有的视角开始了一场浩大的工程。晋祠圣母殿、蒙山大佛、万寿宫皇庙、赵树理故居、永祚寺双塔、南肖墙角楼、山西大学堂旧址、书业诚旧址……每一张画背后,都有着一些故事、一些艰辛、一些执着。
偶然一次外出,来到晋源老城,老城只剩下西门“望翠门”和北门“德化门”,从墙体斑驳的城门洞走入城中,眼前豁然开朗,街道上部分老屋看似已经修缮过。向北望去,风化坍塌了的墙体,长满蒿草的城墙土坯,透露着时代的沧桑,墙上清晰的“德化”二字,仿佛还在将汉文帝“以德化民”的治国纲领传示后人。它传承和沿用了毁于北宋战火的晋阳古城“城池凤翔余”的建筑格局,整座城酷似一只头北尾南、振翅欲飞的凤凰。从北门出去,在它的东面依旧是一个门洞,现已封堵,这里就是凤头的位置,据说里面还有两眼井,谓之凤眼,我进入破损的门洞中,井早已没了踪迹,杂乱地堆着砖块等杂物。
第二天我便迫不及待地带着画具来到这里,其实我的画具很简单,不过是几支不同笔尖的钢笔,一个用了十几年的画夹,以及一个伴随我多年的折叠画凳。当初画古建,也曾选择我的老本行油画作为表现手段,后来在同行妻子的建议下改用钢笔来作画,主要还是考虑到它的便捷,随时随地展开画夹就可作画,事实证明这个选择完全正确,在随时可能消失的老宅面前,已容不得太多的时间去为绘制过程消耗更多时间了。
我迎着门洞的风,度过了整个上午,握笔的手,画到最后已不听使唤,回到家后周身酸痛不已,继而发烧,也因此实实在在地躺了一个礼拜。
我用钢笔记录下的是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也许若干年后,这些老宅、老巷、老建筑都不复存在了,成了一堆废墟徒增悲伤的时候,人们还能通过我这些画将那座与他们相隔久远的老城复原。